5 《黄帝内经》的编撰过程

摘要:《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

《黄帝内经》各篇既然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把它汇编起来的?这是个需要考察的问题,也是个可以考察清楚的问题。因为既有此书存在,必有编书之人,人必有生存的年代,而这个人及其生存年代和身份,有史可征,有据可查,虽然并未直接书写(如果书写了,也就不用费如此大的力气考察了),但有旁证可据,通过正反推理,就能拨开迷雾,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就能考察清楚。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使然

从《黄帝内经》中天人感应、五行、历法等方面看,此书成编于董仲舒提倡、汉武帝推行之前,决无可能。其中有少数篇目出自此前是可以的,也是存在的事实。天人感应,不是一提倡就马上深入人心,有个消化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到刘向父子时,已成主流思想了,王莽就是靠假造符命,上台的,封大官竟然是靠哀章假造的符命里的名单。按名单找人,有一个卖饼的名字和名单符合,就封了将军

1.《黄帝内经》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写书,必须具备必备的条件。首先,必须要认识字,会写字。不会写字的,称为口述,要有会写字的代写

其次,要有内容。或自身的经验、心得体会,或别人的。即使是抄书,也要有书可抄

第三,要有纸笔,或相应的替换品,如:竹简、帛布、皮革、龟壳,纸草一类。需要者,也可同刀代笔,

第四,要有经济实力。连饭都没的吃,第一要务是吃饭,才能活下来

《黄帝内经》是作者以前(含本人)的作品汇编,内容多,范围广,所必备的条件需要更高

1).必须占有广泛的医书,最好是天下所有的医书

2).必须有医学功底,对当时的主流哲学思想,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应该熟知笃信,有相当的辨别、归纳和文字表达能力

3).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汇编,是要有取舍、甄别良莠的汇编,篇幅浩大,要长时间静心费时才能完成,如果首先要考虑生计,就不可能专心编书

前面提到,《汉书·艺文志》记载,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雅令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统统汇集到皇室,命光禄大夫刘向总领校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书

在此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人来编此书?应该说:没有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2.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1).《吕氏春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太子政立,年少,以吕不韦为相国,事皆决之。当时,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此四君者,皆明智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宾客盈门,受益良多。如孟尝君田文借冯谖之力恢复相位,平原君赵胜借毛遂之辩结盟楚国等等。吕不韦自度以秦之强,自己反不如此四君,也尊贤致士,招来食客三千,待之甚厚。他借少年天才甘罗之机变把赵国收在旗下,还不费兵卒,白白扩大了地盘。此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多有著述布于天下。吕不韦想自己以相国之高位,必须要有著述以超过诸子,自己又有所不能,乃使其门客穷搜极索,把自己的所有的见闻都述出来或写下来,集思广益,明辩、归纳、升华,汇总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合称《吕氏春秋》,并把书摆在咸阳之门,同时放上千金,凡能改动一字者,就把金子取走

《吕氏春秋》的写作,是大张旗鼓式的。在秦以前的诸子,能比较自由地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写书,既不诡秘,也不伪托,也不把谁当成圣人,可以互相批评,也可互相辩论,实在是很好的学术风气

2).《淮南子》:淮南王刘安,论辈分,是汉武帝的堂叔,好读书,不喜欢飞鹰走狗,想施阴德收揽百姓之心,传播名誉,确有窥视神器(皇帝宝座)之心。于是也招揽宾客、方士数千人,让他们把见闻写下来,再汇总,写成《内书》 21篇,《外书》非常多,不好计算;《中篇》8卷。当时,武帝也好读书,刘安献上《内书》,武帝很喜欢。不过,刘安有野心而无良谋,做事幼稚愚蠢,最后自杀,不题

《淮南子》包罗的范围很广,有些内容是来自《吕氏春秋》。无论如何,这部书的写作,不诡秘,不伪托。当时,黄老之术盛行,有些人写书,假托黄帝,这样才有人相信。在《淮南子·修务训》里,就有这样的描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欲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为什么要让人相信? 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方法或故事,如农家、小说家等。有的是为了挣钱吧?方士骗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方法说成是来自黄帝,以求被骗者深信不疑。如果说炼的仙丹,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有几个人会迷信?如果说这是黄帝传下来的古方,就是汉武帝,也未免大上其当,大受其骗

除了前面已列举的医书以外,在《汉书·艺文志》里,假托神农、黄帝的书还有:

道家:《黄帝四经》4篇,

《黄帝铭》6篇,

《黄帝君臣》10篇,

《杂黄帝》58篇

农家:《神农》20篇

小说家:《黄帝说》40篇

阴阳家:《黄帝》16篇

天文家:《黄帝杂子气》33篇

五行:《黄帝阴阳》25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

术数:《黄帝长柳占梦》11卷

房中:《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

神仙家:《黄帝杂子步引》12卷,

《黄帝岐伯按摩》10卷,

《黄帝杂子芝菌》12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12卷,

《神农杂子技道》12卷

在六艺、诸子类里,也就是记实、为自己立论的书中,一部伪托神农黄帝的也没有。伪托的全部是神仙、方术一类的书,用神化了的人物来提高自己法术的可信度。道家四种,不是帖上道家的标签,就是道家了,道家崇尚无为,决不至于打着黄帝的旗号招摇撞骗。这几种书,恐怕荒诞不经,全亡失了。借树乘凉的方法,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痕迹:你迷信什么,骗子就包装什么,打什么旗号。真正的道理,却一点也讲不出来

3).《史记》:司马迁的文采好,记史严谨,取材得当,所以写出来一部 “史家之绝唱”。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才华以外,如果没有史料,用什么写? 总不能凭空想象吧?实际上,写史从他父亲司马谈一代就开始了。司马谈未能完成,他继续了父亲的事业。并完成得很好。他写《史记》,面对的是满屋子杂乱不堪的原始挡案,当然也有像《左传》这样已整理过的史书,毕竟不多。当时的书,不比现在,是竹简、帛书,搬动就要费很大力气,比较、取舍,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所以,在《史记》里,有多处明显的笔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应该给以理解的

在《三代世表》里,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两段话的意思是:五帝三代的记载,太久远了。殷代以前,诸侯的事无法考察。周朝以后,才稍微清楚。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每记一事,都以鲁君的纪年为年数,并标出月日,这很详明。他编篡《尚书》,却不记年月,或只有少部分记,其它都付诸阙如,是因为年代无法考定,所以不记,这是谨慎的做法

我读记系的书,从黄帝以下,都有年数,不同的书,记同一个事,又有很大的出入。无法辨别哪个是对的,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确切年表

孔子、司马迁,对弄不清的事情,不妄加臆断,这是很可贵的,是写信史的基础。如果他们能把几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立此存照,自己迷惑,或后来者能有办法破解,就更好了,可惜没这样做,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亡失之后,那段历史的确切年代,彻底成了一本糊涂帐。他们自己没有考古的手段,精力也顾及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后来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科学手段,包括天文历法、同位素等手段,可以互相参校,可以根据只言片语的线索或痕迹,能准确地判断出历史的原貌,这是非常惋惜的。否则,现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有更多的原始资料

4).刘向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等书的情况:

公元前26年,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遗书,得到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所以命刘向总领校书,兼校经史、诸子,其它门类也分别有人负责

刘向是怎样校书的?

刘向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 ”,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校的《战国策》,有多个抄本,互相之间不一致,也很混乱。我根据国别,按时间为次序,去除重复的,共得33篇。有些字只写一半,如把“趙”写成“肖”,把“齊”写成“立”,这样的情况很多。书名也不一致,我认为定为《战国策》比较合适

当时,《战国策》的情况是如此混乱,别的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 “章”为“长”,如此类诸多,谨颇略笺,皆已定,以杀青,可缮写。”

“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除错不可考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16]

所收来的书,良莠不齐,错乱相杂的情况,可见一斑。所以,校书决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要分类,要鉴别,要取舍。有的要重新编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实际上是刘向根据史料重新编次的: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12]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 《新序》、《说苑》是他根据资料编写的,现在也都承认是他编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丢掉了不少,清代严可均有从其它古书中辑录出很多条,放在《全汉文》里。在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多篇《纵横书》不见于今本《战国策》,说明这些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刘向的叙录,叙出了校书的艰难和具体情况,也记录了自己校了多少,合作伙伴校了多少,是怎样定稿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惜,《黄帝内经》里没有这样的叙录,抑或本来有,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以致于成了一团迷雾

上面所列的,都是现成的书,真的校对起来,和重编也差不多,好在是有原始资料,只是当时,这些书虽不诡秘,由于传抄者多,写错的、乱用简笔字的、脱漏的、重复的就再所难免了。今本《战国策》里,还是有重复,可见,再仔细,差错还是难免

校书就算从公元前26年开始吧,一直校到刘向去世,还没校完,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事,总领校书,此时已是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了。完成校书,在什么时候?没记。估计应在新莽年间。刘歆编了《七略》,就是全部校成书籍的目录和提要,分七个大类

刘向、刘歆,《汉书》里有传。说说他们的情况,对理解《黄帝内经》的成书有用

他们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向的父亲刘德,曾审过刘安一案。因为父亲的关系,刘向11岁时就担任辇郎,掌管宫中的御辇。19岁时担任谏议大夫。元帝即位,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对他很器重,被推举为左拾遗。因为受石显的陷害,多次坐牢。成帝即位,石显被贬,刘向升为光禄大夫。时年45岁。很有文才,总领校书,是块材料

刘歆,少通《诗》、《书》,“少”,就是未成年,虚岁不到20岁。在公元前26年,不会超过24岁。公元前6年,不超过44岁。不过,因为他崇尚古文经学,受到大司空师丹的弹劾,怕惹祸,主动离开宫廷,外任河内太守,不久又托病辞官,可能是回家看书吧。哀帝去世,王莽秉政,因为他们同时担任过黄门侍郎,有交情,此时他的病也好了,被招回宫,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考订律历,可谓是大展身手之时。被招回,是在公元前2年,他又可以专心治学问了,估计 《七略》应该是在此时以后完成的。离开始校书,差不多有30个年头

5).《黄帝内经》的成书:

《黄帝内经》里没有叙录,根据历史记载,和书里的时代印迹,仍可以把它的成编过程大致的轮廓复原出来

公元前26年以来,天下的书籍集中到了皇宫,首先是要存放、初读、分类,再按类别各行其事。李柱国校方技,只说医书吧,就很不少,从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和淳于意所列举的书来看,就很多。《黄帝内经》里也记载和引用了至少22种书。这些书,在《汉书·艺文志》里,一本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医书、方书,整整齐齐,归纳得非常有条理,没有重复,也没有注本,一个注本都没有,又是怎么回事?一本长期广泛流传的权威著作,会没有注本吗?为什么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林亿校本以官方名义颁行天下以后,注本犹如蜂起,又盛行起来了呢?这都是《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以前,并很通行论者所无法解释的

李柱国面对繁杂、零乱、内容或重复,或矛盾,记叙或祥、或略的医书,可以只除去重复,校对错字,然后杀青、誊写,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但这样的校书法,在《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反映,因为里面没有杂书

第二种方法,就是根据资料,给以归纳整理,像《吕氏春秋》、《淮南子》、 《新序》、《说苑》一样,在众多资料的基础上,去重复,纠错字,统一体例,分门别类,编成医家7部,方家11部,此外,还有房中之类,是否为李柱国一人所编,就不得而知了。但他是方技书的总主编,最后的定稿,由他把关,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刘向一人校了那么多书,其他人校了多少,都有记载说明。个人估计,因为当时的书又笨又沉,有一些助手帮助搬运、翻检、抄写,是完全可能的。校书,实称校雠,就是对两本内容相同的书,一人唱念,另一人核对,像仇家一样,认真挑刺,不容有丝毫马虎。刘向们就是这样校书的,有明确记载

面对众多重复、体例不一、长短不一、良莠不一的书,李柱国会怎么办?完全重复的好办,内容相近,却又不完全一样的,比较难办,比较好的办法是:全部收录,各存其异,这就是《黄帝内经》里为什么有多篇近似,或互有矛盾的原因所在

两说并存,马王堆两种《脉书》的同时存在,也可以说明,这是不能确定哪个更正确时的通行做法。后来的书,这样做的也很多,比如明初编的《普济方》,也是几说并存。就是现在,学术会议的论文汇编,也是这样做的,只是要尊重原作,不能为统一体例,随便改动

在体例上,李柱国做了问答式的统一,《黄帝内经》本身的内容可以为证

会不会有《黄帝内经》是天下献来的一本现成的书?决无可能。原因在前面已说过,医书的传递,是十分诡秘的,非其人不传,是明规则。阳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对公孙光也不传,都是在快要离开人世时,才传给自己长期看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钱有势,也不可能得到基本上是天下所有的医书,更谈不上聚在一起,讨论医学,编成一本书。李醯对扁鹊的态度、作法,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技不如人,就把人杀死,这是为什么?如果当时医术昌明,扁鹊用得着往来穿梭,到各国行医?后来的淳于意为何说众医的诊断错误?齐文王为何死了,还不知是为什么死的?是他们请不起医生?淳于意代表了当时医术的最高水平,否则,不会因为他不给认为是不治之症者看病,因而惹上冤家被告发,险些砍去双脚

医书和医术的传递情况,在《黄帝内经》里也有多处明确的记载,这可认为是当时多个医家的共识:

(1).传授方法:

①口头传授。《灵·口问》:“九针之经,……此先师之口传也。”公孙光对淳于意也是口头传授,可以互相印证

② 临场传授。《灵·逆顺肥瘦》:“以言导之,切而验之。”就是在临场治病时,把着手教。诊脉,不这样教肯定是不行的

③ 传医书

(2).传授原则:

① 封闭式:即只传给认为可以传授的人

《灵·官能》:“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说:各得其人,任人其能,故能明其事。”说明书是不能随便给人看,或传给什么人的。长桑君、阳庆就是这样传的

《素·金匱真言论篇》:“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素·气变交大论篇》:“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长桑君、阳庆都持这样的态度

《灵·病传》:“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阳庆就是这样做的

《灵·阴阳二十五人》:“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余愿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扬之。” 长桑君、阳庆都是这样做的

② 开放式:

《素·八正神明论篇》:“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这是指那些比较一直的看法,可以公开传授。如:五脏、脉络等内容,就比较一致

《素。著至教论篇》:“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这和前面的看法想矛盾,应该是一种看法,持这样看法的,可以传人;持不同看法的,可以不传,谁也不能强迫谁

(3).得到医书,是件很神圣的事:

《素·灵兰秘典论篇》:“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宝焉。”如此宝贵,能随便示人,甚至互相讨论吗?

根据以上的传授方法,任何凡人,想征集到全国的医书,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资料,也就编不成大部头的《黄帝内经》。就是诸侯王也没这个本事,他们能得到零碎的篇章,就算不错了。再说,在列王中,只有刘安儒雅,其他全是些声色犬马之徒,贪图享乐犹恐不及,哪里来的雅兴编书?如果编了,为什么不炫耀一下?

6).皇帝征书:

既然医书的传授诡秘,不能随便示人,皇帝征书,能征得上来吗?应该说: 肯定能,绝对能

自从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汉武帝采纳,并大力推行以来,天人感应到元帝朝,就已是主流思想,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不仅笃信,而且用来解释所出现的日月食、水、火等各种灾异,并保留在《汉书·五行志》里

天人感应之所以受汉武帝欣赏,是因为它首先说“君权神受”,皇帝是上天之子,是代天行事的,君为臣纲,普天之下,都必须服从皇帝,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古人迷信,对此深信不疑。就是有个别人不信,既成不了气候,也成不了主流思想,那些信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所以,服从皇帝的命令,响应他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会抗旨不遵。因为谁藏有医书,你可以不传人,但总是有人知道。阳庆藏有医书,虽然不给人治病,还是有公孙光和其他人知道。“非其人不传”,谁敢说皇帝是“非其人”?说“圣明”还来不及呢! 就是个别人既有医书,又保密得谁也不知道,也不献,这样的情况不能排除,个别的情况影响不了全局,无伤大雅,不很影响《黄帝内经》的成书。从全国范围来说,可以说收集到相当多的医书,《黄帝内经》的内容本身,也足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7).《黄帝内经》里,有没有李柱国的作品?

应该说,有,其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就是他汇编天下医书为《黄帝内经》,谁也没限制他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包括进去。况且,在公元16年,发生了一件与医学大有关系的事件

据《汉书。王莽传》: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王孙庆何许人?他本是一个山东大汉,通兵法,有勇略。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1月),王莽毒死平帝,自称摄皇帝,是实际上的皇帝。翟义是成帝元延年间丞相翟方进之子,时任东郡太守,对王莽的作为十分厌恶,于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和东捃都尉刘宇等人共同起兵讨伐王莽。当时,王孙庆正应招去京师,翟义诈称他犯了罪,把王孙庆捉了回来,实际上是要和他共同讨伐王莽。一时间,他们的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王莽对此十分害怕,派重兵镇压,同年十月,翟义兵败被杀,王孙庆逃脱。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才被抓获

尚方,宫廷中掌管兵器打造和保管皇室刀剑兵器的人。有他在场,可以随时提供合用的刀具

巧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只要把脑袋砍下来了事,或者只知道折磨受刑者,不知道仔细切割

太医,对宫廷医生的尊称。问题是,这位太医是谁?没有记载,只能推测

王莽篡位后,对刘歆很器重,拜为国师,是四辅之一,地位极高。刘歆不仅通经史,对天文、历法、方技也很有造诣。李柱国校方技,校好了要交给他这个总主编,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交往,探讨方技、医术也说不定。此时,校书是否完成了?没有记载。就算完成了,李柱国校了那么多医书,会不会有验证一下人体脏腑经脉数据的冲动?会有,而且会很强烈。长期专注于某事,往往会痴迷其中,可以废寝忘食,牺牲其它,把心存疑问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是他最大的愿望,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和对某事成瘾差不多。一旦把问题弄清,会有常人所体会不到的快感和欢娱。有此经历的,不难理解这一点。不仅李柱国会有,甚至刘歆、王莽也会有。殷纣王不是曾经因为好奇,也因为拒谏,曾对他的叔父比干剖心看窍吗?(《史记·殷本纪》)

如果李柱国有这样的愿望,刘歆也有,在逮到王孙庆的时候,李柱国、刘歆都有机会向王莽提出解剖他的要求。王莽也出奇地迷信天人感应,也重视学问,很容易得到批准。当时的伦理观念,不准解剖人体。汉朝的刑法较宽,文景以后,对罪犯,废除了割鼻、断舌一类的酷刑,连株连三族都废除了,更没有凌迟、五马分尸的刑法。元帝朝更为宽厚。(参见《汉书·刑法志》)王莽是打着天人感应、顺应祥瑞的旗号上台的,当然要做出顺天应人的姿态,不会乱施刑罚。王莽杀王孙庆,虽然是对付政敌,表面上还是要讲仁义的。作此决定,实属破例、特许,是以治病为目的,强调这个理由,也说明这不是常规手段

对王孙庆,是先杀死再解剖,还是活体解剖?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杀死再解剖。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受刑者更痛苦,如果以增加痛苦为目的,可以用凌迟、车裂之类,而这些刑罚,在当时并不通行。他们的目的是取得人体数据,所以,会把人先弄死,免得挣扎,破坏人体数据。也显示不特别残酷,少招物议

《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与此暗合。《灵·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劣,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篇文字比较浅显,比较起来,像较晚的作品,这段文字,极可能就是这次解剖事件的记述。此处所说的八尺之士,是写文章的约数。《灵·骨度》记载的七尺五寸,是测量的准确结果

在此之前,什么时候以医学为目的,解剖、测量过人体?在《史记。扁鹊列传》里,虽然也有刳肠胃,抉脑髓的描述,但那个时候的解剖水平,要原始得多。可以认为,马王堆的《脉书》是在解剖的基础上写的,比《灵·经脉》要简单多了。《灵·经脉》里对各经脉的描述,是空前的,就是《黄帝内经》里其它任何篇目里对经脉的描述,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样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人家说得明明白白,是解剖人体所得的数据

《灵·骨度》对人体表面数据的描述:身高7尺5寸=1.73m (新朝1尺 = 0.231m)[17]胸围4尺5寸=1.04m,腰围4尺2寸=0.97m……。这显然是个很健壮的人,并不是多人测量的平均值。王孙庆有勇略,一个有勇略的人不至于羸弱吧? 所以,上述数据很符合王孙庆的身份。李柱国指导巧屠如何解剖,并详细观察记录

可以推断,《灵·经脉》、《灵·经水》、《灵·骨度》、《灵·脉度》、 《灵·胃肠》、《灵·平人绝谷》这些篇目,都是对这次解剖事件所取得数据的记录。要不然,他们用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干什么?他们测量了不记录,记录了不写进当时他们的沥血之作,为什么要费那样的干戈?

根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附录里的资料,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折算为: 1丈 = 10尺,1尺 = 0.231米;1斤 = 16两 = 238克,1两 = 14.875克

身高7尺5寸 = 1.73米;头围2尺6寸 = 0.60米;胸围 4尺5寸 = 1.04米;腰围4尺2寸 = 0.97米;从颅顶到颈,0.28米,从额发缘到腮,0.23米;从喉结到锁骨上窝,0.09米。这显然是个前额较长,胸腰围较宽,身体壮实的男性,很可能就是测量王孙庆的数据。《灵·经水》里说:“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癌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制乎?”就是说,所度量的人,不可以太消瘦,所记载的数据,显然符合这个条件

其他测量数据归纳如下:

舌长:16cm,重:148.75g

咽门重:148.75g

食管长:37cm

胃长:60cm,周长:35cm,径:11.6cm

小肠周径:5.8cm,长:7.39m

回肠周径:9cm,长:4.85m

大肠周径:18cm,长:64.7cm

从胃到肛门长:13.96m

从这些数据看来,舌、咽的数据基本符合实际,胃肠的数据大了一些,可能是测量时做了牵拉。尤其是用竹签测量,牵拉是不可避免的。大肠的数据,又太小了,估计是书写或传抄的笔误。传抄的过程中,只看书本,不再做实际验证,以讹传讹是必经常会出现的

如果说体表可以测量活人,对脏腑和经脉的测量,就必须要死而解剖视之、量之了。没有巧屠、合用的刀具、医者的指导和记录,普通的杀人是不可能测出具体有意义的数据的。在《灵·胃肠》、《灵·平人绝谷》里记录了同样的胃肠的位置和测量结果,胃肠的位置和解剖关系,很合乎人体实际。说小肠(以系膜) 附着在脊柱左侧,回肠的屈曲特别多,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肠系膜的确是从左向右。大肠和回肠相接,由右向左弯曲

在《灵·脉度》里,记载了六阴、六阳和督、任、跷脉的长度。没有记录12 脉的具体数字,是可以理解的。在长期没有解剖的情况下,一次解剖,能指望有多准确?就是经脉的数量,亦恐有凑数之嫌,是从天人感应逆向推导出来的,所以,能准确测几根就算不错了。详细情况,留在考证经络实质的文章里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那位太医,一定是李柱国吗?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推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公元前26 年,刘歆的年龄不超过24岁,已经是满腹经纶了。设李柱国也是这个年龄,或稍大一些,30岁吧,到公元16年,也不过66—72岁。也不能排除比刘歆小一些的可能,比方说20岁左右。这个年龄在宫中任职,是完全可以的。刘歆是在公元23年因参与劫持王莽,事情泄露而自杀的,说明在那时,他的身体还很不错,此时肯定73岁左右了,所以,李柱国活到这个时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能排除。那位太医就是他,绝对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就有可能性

退一步说,此时李柱国死了,那位太医是别人,并不防碍把解剖结果写成文章,放在《黄帝内经》里。但《汉书·艺文志》没有这样的记载:“李柱国卒,某某继其事。”这样的话。刘向卒,歆领其事,是有确切记载的,而记载的人,正是刘歆

为什么《汉书·王莽传》里没记太医的名字?我个人认为,班固写《汉书》,所根据的材料很多。材料来源不同,记录的人不同,详略也会不同。如果原来就没记,班固又如何能给加上去?《史记》那样严谨的作品,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如:子婴是秦皇的什么人?在《始皇本纪》里,说是二世之兄子,在《李斯列传》 里,说是始皇弟。又《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时间的世系,最少脱漏了20代。因为其间经历了夏、商两个朝代,1千多年,却父子相沿,仅15代,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司马迁的错,《史记》也经历过一些篇章的亡失,安知不是被传抄错、抄漏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公元前26年以前,《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本现成的书,是李柱国整理编次的结果。《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医书、方家书,房中书等,都是镜他整理的成果,否则数量不会那样少,书是那样整齐,一个注本也没有。据此,可以确定,**《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现在流行的《黄帝内经》,经过数次校注,重新编次,亡失了一些,又添加了一些,另当别论

8).《黄帝内经》的质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

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 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工作量如此之大,而当时征来的书又庞杂、笨拙(指竹简)无比,产生一些疏漏,是难免的,不应苛求

2009-03-02


海云青飞,生命进化规律破解者
宗教已经过时了,死了以后再活,这是要多低的智商才会相信这种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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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青飞 主要作品:《直立人归来》 - 《修行是最大的骗局》 - 《悟道进化生物学》 - 《悟道相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