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是不是灵魂走了或者脑子坏了？
精神是什么病, 精神病是不是疾病
有时我以为它有一半是罪孽，我觉得我难以用语言去描述它；语言，好像自然，有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却失去了灵魂。但是，面对这个不能停下来的大脑，怎样运用有分寸的语言去欺骗它呢；这个糟糕的机器在运转，好像会令人迟钝的麻醉剂，使它不感到疼痛
——亚尔弗德·顿尼进《回忆录》
有一位青年妇女来到密执安大学的焦虑门诊，诉说她最近10个月来，每个星期要发作9次恐惧症，随后又能自行脱离困境。发作时，突然发生心悸、气促，好像要晕倒、发抖，似乎面临一种压倒一切的厄运，死亡快要来临
几年以前，这种病人常常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了；同许多人一样，她已经在杂志上读过，懂得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惧症
在诊断过程中了解到，她的第一次发作是与她第一次开始她的婚外恋事件同时发生的。医生问她，是否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她说：“我不认为有什么联系。我读过的书上说，恐惧症是一种病，是基因和大脑中异常的化学物质引起的病。我要你给我一种药来使我的脑化学物质恢复正常，制止这种恐惧的袭击，不过如此。”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20年前，如果有人坚持说他们的焦虑是体质性的，将被认为是在否认某些事实，企图回避下意识中痛苦的记忆 现在，许多精神病医生也已经同意抑郁或者焦虑可能是一种大脑代谢不正常的生物医学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像上面这位女病人，有的人已经坚信这种观点，如果精神病医生一定要追问感情生活史的话，病人会产生反感。有一篇影响很大的综述用下面这几句话小结了这种变化：
近年来，精神病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研究的焦点从意识转向大脑……与此同时，医学模式也从基于不适应性精神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转变为以生物医学疾病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
有很强大的力量把精神病领域中的精神障碍推向内科病模式。这种变化是从50、60年代发现了治疗抑郁、焦虑和精神分裂症症状的药物开始的。这些发现刺激了政府和制药公司向精神障碍的遗传和生理相关性研究投资。为了给精神障碍作出明确的定义，使各方面的研究发现可以比较，产生了精神病诊断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强调当前症状群之间的明确界线，取代了过去的以心理因素、事件、生活经历引起的连续的情绪等级。学术界的精神病学家日益关注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理学原因。他们的观点，通过训练大纲传给住院医师，通过进修课程传给临床医师。最后，近数十年医疗保险基金总额的增长，联邦科研基金向大学的倾斜，精神病医师的组织坚持他们治疗的疾病也同一切其它疾病一样，所以应当划入医疗保险范畴
恐惧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病这些内科疾病是不是同肺炎、白血病和心力衰竭完全一样呢？在我们看来，精神障碍确实是内科疾病，但并非因为它们都是有明确生理原因的具体疾病，也不是因为它们最好的治疗方法是用某些药物。精神障碍之所以可以认为也是内科疾病，是因为从进化论的观点可以理解它们。正好像医学领域的情况一样，许多精神症状查清楚之后，它们同发热和咳嗽这种防御机制一样，本身并不是疾病。而且，与精神病有关的许多基因很可能有适应性益处，许多引起精神病的环境因素也很可能是现代生活引起的新问题，人类心理学中许多更加不幸的方面并非缺陷，而是设计上的妥协
情绪
不愉快的情绪，可以同疼痛和呕吐一样，看作是一种防御，同感受疼痛的能力一样是为了使我们避免眼前的和将来的伤害，焦虑的能力是为了使我们避免将来的危险和其它打击，感受疲劳的能力是为了避免我们过度劳累，沮丧的感受可能是为了避免和防止更多的损失
极端的焦虑、沮丧和别的情绪在我们了解了它们的进化来源以及正常的、适应性的功能之后，能够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如果我们看到有焦虑或沮丧的人的大脑里有什么似乎是异常的情形，我们不能简单地作结论认定是这种变化引起了这种障碍。与焦虑或沮丧相伴发生的大脑变化可能只是反映了一种正常机制的正常运作
在精神病学中，关于情绪的正常功能的知识，可以同生理学对正常功能的知识在医学的其它领域起同样重要的作用。所以你可以想像精神病学家同样需要精通有关的科学研究。但是有关情绪、情感的心理生理学在系统的教学大纲中没有安排。这种情况并不十分糟糕。因为对情绪、情感的研究，同心理学本身一样是零碎的和混乱的，正处于正在进展的技术性争论的中期
许多情绪的研究已经在一个关键上达到了一致：我们的情绪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一些适应性。这个原则使心理学有很重大的进展。如果我们的情绪同别的生物学性状一样，是意志的一些亚组分，就可以按照它们的功能去理解它们。内科医生根据咳嗽、呕吐以及肝和肾的工作状况了解它们的功能。对情绪、情感的进化来源和功能的理解，精神心理学家也会有同样的收获
许多科学家已经研究过情绪的功能。有些人强调交流的功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尔·伊克曼（Paul Ekman）研究人类的面部表情，证明了它与情绪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有些人强调情绪对动机的推动作用和其它内在的调节，但是情绪并没有被塑造成去执行一种、甚至几种功能。相反，每一种情绪是一种特定的状态，同时调整认知、生理、主观经验以及行为，使机体能够在某个具体情况下作出有效的反应。从这个角度讲，一种情绪颇为类似某种计算机程序，调整计算机的各个方面去有效地配合当时情况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李达·柯士密（Leda Cod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有一个绝妙的注释：情绪是“意识的达尔文算法”
有情感、情绪的能力是由曾经在进化过程中反复发生过，而且对适应生存有重大意义的情况所塑造的。被猛兽袭击，被社会群体唾弃、驱逐的打击，交配的机会等等，都是比较常见而且有足够的重要性，有必要形成诸如恐惧、社会压力和性觉醒这些有准备的反应模式。最好能够避免的这些情况，形成了厌恶的情绪，当涉及机遇的种种情况形成正性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似乎曾经面临更多种类的打击和机遇，反映在描述负性和正性情绪（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中有着两倍以上的词汇和字眼。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正常”生活应当没有痛苦的时髦的观念是不能成立了。感情上的痛苦不仅不可避免，它是正常的而且有用的。E．O威尔逊（E．O．Wilson）说过：爱和憎结合在一起；攻击和畏惧，扩充和撤退等等；混合设计不是为了促使个体的生存和快乐，而是有利于所控制的基因的最大传递
不过有许多痛苦的情绪并非都是有用的。有些没有用处的焦虑和抑郁是由正常的大脑机制所引起，也有的由不正常的机制引起。主要的遗传因素与焦虑性障碍、抑郁和精神病有关。在下一个10年里，与某些精神病有关的特异基因必将找到。所有这些精神障碍的生理相关变化也能查明。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查明有关的近因机制。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已经改进了药物治疗的用法和展现了预防的可能性。现在是精神病学家和他的精神病人的充满希望的时代。药物治疗的进展之快，使一些人还不知道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治疗已经超越了他们30年前开始做精神科医生时的最大期望和野心
这些进展伴随着一些混乱的观念。人类思维意志被过分简单化，把问题归咎于基因和激素或者心理和社会原因。各方面不很系统的零星事实说明，大多数精神问题是遗传的前提条件，加上早期生活中事件、药物和其它环境因素对大脑的综合作用和当前的人际关系、生活处境、认知习惯以及心理动力学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结果。目前，治疗许多精神障碍反而比理解它们要容易得多
正如同免疫系统是由若干部分组成，各个部分对特定类型的侵犯提供保护；情感也有许多类型的保护，使我们避免各种特定类型的打击，如同免疫系统的唤醒一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调节机制的异常，我们可以认定大多数焦虑和沮丧是有原因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能找到它们。另一方面，免疫系统可以太活跃而攻击不应攻击的组织引起自身免疫病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类似的不正常的焦虑系统可以引起焦虑性障碍。免疫系统也可以在应当作出反应时不能作出反应，引起免疫缺陷。是否有太少焦虑的一类障碍呢？
焦虑的心理学解释
任何人都知道焦虑是可以有用的。我们知道，采黑霉果的人不逃避黑熊，渔人在冬天的风暴中出海，学生在期考迫近时不抓紧功课的后果是什么。在危险面前，焦虑影响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生理，使之处于比较有利的状态。在危险十分迫近的时候，比方说是一头大象的冲击，一个逃开的人要比一个若无其事的继续读书的人比较容易避免伤害。逃跑的时候，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当时有过快速的心悸、深呼吸、出汗，以及血糖和肾上腺素增加。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Walfer Cannon）早在1929年就正确地描述了这些“逃跑还是战斗” 反应的成分的功能。不好理解的是，他的这种适应主义的观点为什么一直没有扩展到其它类型的焦虑中去
当焦虑可以是有用的时候，它又常常似乎是过分的和不必要的
我们为了明年6月举行婚礼时会不会下雨而着急，我们常常在考试中不能集中注意力，我们因为害怕而拒绝乘飞机旅行，我们在大庭广众面前发抖和口吃。美国人中有50％经历过一次临床焦虑症；其余的人则表现神经质。我们怎样解释这种明显是过分的焦虑？。为了判断哪些焦虑是必要的，哪些不是，我们必须理解自然选择的力量是怎样塑造了调节焦虑的机制
因为焦虑可以是有用的，很可能使我们经常处于焦虑中是最佳选择。这当然令人紧张，不舒服，但是自然选择只关心我们的适应 （fitness），不关心我们是否舒适（comfort）。我们有时很安详并非因为不舒适是一种不适应状态，而是因为焦虑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使我们对许多每天每时的日常活动变得比较不适应，而且会损害我们的组织，为什么应激（stree）会损害组织？设想一个作出全身反应来对付危险的动物。那些安全的和“代价不高”的反应可以不断表达，而“代价高昂”的或者危险的反应则不能长期坚持。它们确实是捆成一个急救药箱，只在使用其中的工具所获益处超过所花代价时，才会启用它们。某些成分是小心地密封在急救箱中，因为它们会引起身体的损伤。所以，对慢性应激有关的损伤是没有理由感到奇怪的，也肯定是不应当归咎于机体的设计不当的。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提示 “应激激素”考的索（cortisol）很可能完全不防御外来的危险而主要只保护机体免受应激反应其它部分对身体的伤害
如果焦虑可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为什么调节机制不把它调整到只在确实有危险时才表达呢？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焦虑是否必要，是不容易弄清楚、不容易判断的。前面提到过的烟雾检测器原理，也适用于这种情形。因为被杀死一次的损失远远大于对一百次误报的警报作出反应的代价。有一个实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把一群小观赏鱼根据它们对小口鲈鱼的反应：躲起来，游开或者盯住捕食者而分成胆小的、普通的和胆大的3组。每一组小观赏鱼与一条鲈鱼一起放进一只鱼缸中。60个小时之后，40％胆小的和15％普通的小观赏鱼仍然存活，。胆大的一条也没有活下来
心理学家企图对自然选择塑造调节焦虑的机制作出像电子工程师分辨嘈杂的电话线路上的信号哪些是真正的信息哪些是噪音干扰一样的理解。信号检测理论提出了一条分析这种情况的办法。对待一个电信号，判断这个咔咯声是信号还是杂音的依据有四点：①信号的响度； ②信号与噪音的比率；③把噪音当作信号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把信号当作噪音的代价（漏报的代价）
设想你单独在丛林中，在灌木丛后面传来一个树枝折断的声音
那可能是一只老虎，也可能是一只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停留在那里。怎样作出最佳判断的行动，你必须知道：①这样的声音是老虎或者是猴子引起的可能性各有多大？②这个地方出现老虎或猴子的机会各有多大？③逃跑的代价（不必逃跑而逃跑的代价）。④真是老虎而没有逃跑的代价（应逃跑而未逃跑的代价）。你在听到灌木丛后的一个中等大小的树枝折断的声响时会怎么办？个体的焦虑水平如果调整到能够直觉、快速，并且准确地对信号检测进行分析，这个个体将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同免疫障碍相似，也可能有一大批人存在整个一大类“不知忧虑”的障碍，他们的忧虑太少。伦敦大学的焦虑症专家依萨克·迈克斯（Issac Marks）对这些人使用低恐惧状态（hypophobic）这个名词
他们从不诉说焦虑也不寻求心理治疗，但是常常在事故中丧生或者死在急诊室里。精神病学家有了新的抗焦虑药而且没有副作用时，很可能制造出这种情形来。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服用了抗焦虑药之后不久，冲动地向她的丈夫提出她要他离开。她的丈夫虽然感到惊愕，但是按照她的要求离开了她。一个星期之后，她才意识到她有3个孩子，一个独身女人，没有收入，没有亲人的帮助是很难生活的。如果略为有一点点焦虑，便有可能制止这种草率的离婚。当然，事情不是都这么简单。这个女人有着长期的不满意的婚姻生活，长时间以来，在情感爆发的时候，她觉得离婚会好些。她的故事说明了热情的一种功能与合理的决定不同。康纳尔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富兰克（RobertFrank）指出，热情激发的活动似乎是一时的冲动。但可能在长时间里对这个人是有益的
人类对新的危险如枪支、药物、放射性、高脂肪食物的焦虑不足
我们在第五章“创伤”中讨论过关于试验中发现的猴子畏惧蛇是事先“有准备的”。我们的大多数过度畏惧都与古代的危险造成的有准备的畏惧有关，黑暗、远离家中以及成为一群人注意的焦点都曾经与危险有关联，但是现在却主要引起不必要的畏惧。广场恐惧（agoraphobia，一种不必要的对空旷地的恐惧）就是一个例子，在大庭广众面前口吃和惊慌失措又是一个例子，大约半数有过多次恐怖经历的人会发生这些问题。在理解古代环境中多次发生被野兽或者危险的敌人靠近引起恐慌之前，人们会认为留在家里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经历了几次恐慌之后。聪明人就会尽可能地留在家里，只在有同伴时才出去，而且准备好在稍微有一点动静时就吓得赶快逃跑：典型的广场恐惧症症状
焦虑性障碍是否也与许多别的病一样是我们祖先环境中所没有的新刺激引起的呢？这却不常见。新的危险，诸如枪支、药物、放射性、高脂肪食物几乎不会引起畏惧，对这些新的危险我们的焦虑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从这方面看，我们都有着不适应的低恐惧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医生治疗来增加我们的恐惧。有一些新情况，尤其是飞行和驾驶汽车，却常常引起恐惧。这两种情况中，恐惧都是为我们长期接触过的别的危险所预备的。飞行恐惧是与诸如高度、突然下坠、很响的声音和关在小的密封的地方等这些相关危险形成的。汽车以每小时60英里（96．54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是一种新的，但是也与高速度的古老危险有关，例如猛兽的袭击。汽车事故很普通，很危险，但是很难说害怕驾驶有益还是有害
遗传因素在焦虑性疾病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多数有恐惧症的病例在血缘亲属中都有同样的病史，有关的基因正在探索中。这个基因会不会是没有完全剔除掉的突变基因？会不会有别的益处？或者对恐惧症的遗传易感性只是一种简单的正常分布的极限，同感染后容易发高热、容易发生呕吐一样？在我们找到与恐惧症和焦虑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之后，我们还要去找到这些基因存在、持续的原因
沮丧（伤感或悲哀）和抑郁
抑郁有时好像是一种现代瘟疫。排在机动车事故之后，自杀是第二大北美青年人的死亡原因。大约有10％的美国青年人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发病率似乎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在稳定地增加。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每10年增加 1倍
抑郁可以看来是完全无用的。即令不是自杀的危险，整天愁眉不展地凝视着天花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有严重抑郁的人，典型地对任何事情，工作、朋友、食物，甚至性，都不感兴趣。似乎一切愿望和积极性能力的门都关闭了。有些人不自主地要哭，另一些人则欲哭无沮。有的人每天清晨4点钟就醒来不能再入睡。另一些人1天睡上12～14个小时。有的人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穷困、迟钝、丑陋或者患了癌症正在死亡。几乎都有一种自我贬值的倾向。甚至考虑有什么适应性与这些症状相关都显得有些荒谬。然而，抑郁又如此常见，与一般的伤感又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查明抑郁是否一种异常，或者是一种正常的能力的调节失控
有许多理由认为伤感（沮丧）的能力是一种适应性性状。这是一种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一定能引发它，而这些原因都带有失去什么的含义。悲哀、沮丧的特征在各种文化之中是相对一致的。困难在于勾划出这些性状的功能用途。快乐的用处是不难理解的。快乐使我们开朗，给我们积极性和不屈不饶。但是沮丧呢？没有这种情绪是不是更好些？一种实验方法就是找到不经历任何沮丧的人看他是否有什么不利的地方。或者研究者可以用一种药物阻断正常的沮丧，恐怕这种研究已经无意地在大规模人群中进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郁精神药物。在我们等待这些研究成果时，沮丧的特征和引起沮丧的种种原因已经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的功能
引起沮丧的原因——“损失”，生殖资源的损失。不论是钱、配偶、声誉、健康、亲属或者朋友，这些损失都是在大多数人类进化过程中可以增加生殖成功的某种资源。损失怎样成为适应性的挑战，从某个特定的准备中等待到益处？你在做某种非适应性的活动时有可能得到损失的信号。如果沮丧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行为，因而可以中止当前的损失或者防止将来的损失，这就可以在实际上有所帮助
人们在损失之后怎样去改变一种做法来增加适应性呢？首先，必需把正在做的继续造成损失的事情停下来。正如疼痛可以使我们丢掉一个烫人的山芋，沮丧促使我们停止引起损失的活动。其次，把人类通常的乐观主义暂时放一放，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最近的研究发现，人们大多数都一直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效率。这种乐观的倾向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因为瞎吓唬是经常存在的，也使我们在没有眼前利益时，坚持某些重要的方案（策略）和关系。在损失之后，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玫瑰色眼镜取下来，才能更加客观地重新评估我们的目的和策略
在突然的损失之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尽管我们付出重大代价，有很好的计划，尽了最大努力也不能得到收获。辞去职位、友谊消失、婚姻苦涩，某些目标一定要放弃。在某个时候，为了利用资源去开始另一个目标，必须放弃现在的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这种放弃不应当轻易为之。辞职不应当是一种冲动行为，因为从另一个职业上从头做起，是要花很大代价的。同样，随便放弃已经付出重大投资的、重要的友谊关系和生活目标，也是不明智之举。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很快地在生活中做重大改变。低落的情绪使我们不会为了逃避暂时的困难匆匆改变目标，但是当困难继续存在甚至增加，而生命中的能量浪费更大时，这种情绪有助于使我们脱离没有希望的投资，去考虑别的办法。治疗学家早已知道，许多抑郁只在一个人最后放弃了某些长期追求的目标而把精力放到另一方面去，才会有抑郁的消失
情绪高涨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个把资源或当前机遇作最佳分配的机制。如果付出之后希望很小，最好是稳坐钓鱼台不动，而不要徒然浪费精力。在经济衰退时进入企业的投资代理人可能失误，不能通过某项课程的学生，有时最好改学另一选修课程。旱灾时农民可能破产。如果我们遇到一种短期的机遇，也可以不顾风险去尽最大的努力，拼搏一下争取成功为宜。当100万美元现金在底特律的大街上从装甲车的背后掉下来的时候，为此尽力的人，虽然时间不长，却有可能得到巨额奖励
有关沮丧功能的理解，即将获得实质性进展。我们调整我们选择心情的能力正在迅速增加。每一代新的精神药物的药效和特异性都有所增加，而副作用更少。十几年前，曾经有一阵子反对“索马”（soma）的呼声，这是一种使人们能耐受阿尔朵斯·赫胥黎（Aldons Huxley）的《拼搏的新世界》里那种沉闷冷酷生活的迷幻药（fictional drug），现在这种药物已经若隐若现了，然后没有多少人谈论它。人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有多快吗？我们确实应当试图解除人们的痛苦，但是消除情绪低落是否明智？许多人直觉地认为用药物人为地改变情绪是不好的，但是很难反对用非成瘾性又很少副作用的药。主张不用这种药的唯一理由，只是它们也许会干扰某些有用的功能、很快，比我们预料的更快，人们即将争论沮丧在什么时候是有用的，什么时候是没有用的。用进化论的方法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这样的分析的确是太简单化了。人们不是在某种内在的计算机程序式的控制下，去赤裸裸地推动生殖成功最大化。人们形成一种深刻的、终生的感情纽带，体验着塑造了他们的生活的爱憎。他们有宗教信仰规范他们的行为，他们有偏爱的目标和野心，他们拥有亲朋好友形成的关系网。人类的生殖资源并不同于松鼠地窖里的松子和坚果，人类有着不断变化着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复杂因素，都不反对我们这种简单的论断，它们正好说明，急需把人类情绪的适应主义工作程序的线索理清
虽然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很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绪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狂躁抑郁症的遗传因素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患者的情绪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父母之一有狂躁抑郁症病史，可以使患病的风险因素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则风险因素为 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
这些基因并非罕见，狂燥抑郁症在人群中的频率为1：20O。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答案也同样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它们可能有某些长处，不是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有长处，便是与某些其它基因联合作用时有长处。南西·安第逊（Nancy Andreason），依阿华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的一项研究发现80％有名望的依阿华作家创作室的学者，有某种情绪障碍的经历
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在某些人的生活中激起愤怒和破坏，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仍然对某些患者有更加适应的好处，或者这个基因并未引起发病却有别的益处
对情绪了解的另一个主要成果来自一组坚信英国精神病学家普莱斯（J．Price）理论的研究人员。这个理论是关于情绪在人类等级制中不同阶层的作用。他们证明当某人不能在步于更高阶层的战斗中获胜，并且他又拒绝放弃成为更有权力的人时，抑郁就会发生。这组研究人员认为，抑郁是服从（submissive）于统治的不自觉的信号、（involuntary signal），这种信号减低了被统治者（dominant）攻击的习能性。在他们研究的例子中描述了怎样自愿服从才能结束抑郁
约翰·哈顿（John Hartung），纽约州立大学的进化论研究员，曾经提出在能力威胁到他的上级的人中常见抑郁。作为下级，如果显示了他的能力，就有可能受到权力更大的上级的打击。哈顿指出，最好的保护就是不露锋芒，在他们面前表现大智若愚，以便隐藏野心
这能很好的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低估自己，否则就难以解释。哈顿的假说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的米契尔·拉里和米塞·麦克尔（Michael Raleigh & Mithead McGuire）曾经发现了一个联系心情和社会地位的大脑机制。“在研究猴群中的领袖中，他们发现，每一群中地位最高等级的雄猴的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要比其它的雄猴高两倍。当这些高等级的雄猴失去了它们的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立即下降，而且雄猴萎缩、木僵、拒绝进食，总之完全像一个抑郁的人。这些行为可以用抗抑郁药，例如用Prozac防止，Prozac可以提高血清素水平
更加惊人的是，如果把一个高等级的雄猴从猴群中分开，使另一个随机选择的雄猴服用抗抑郁剂，每次试验这个雄猴都会变成一个新的高等级的雄猴。这些研究提示，血清素系统的作用，有一部分是介导高等级状态，而某些情绪低落，可能是正常的地位竞争的表现。如果确实如此，你可以想像在一个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雇员服用抗抑郁剂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
还有另一种对抑郁的理解，是根据秋天的白天逐渐变短时这种情形增加的现象。有很多人受这种季节影响（称之为季节偏好缺陷，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以及它与寒冷季节的明显的关系，对许多研究人员提示，情绪低落可能是一种远古祖先残留的或者变相的冬眠反应。妇女中受季节影响的人更多些，说明这种反应可能对生殖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现代社会的新环境是否使抑郁和自杀更加多见？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早年快乐，某些最近的资料提示，我们可能确实面临着抑郁症的流行。有一个著名学者的研究小组审查了9份对世界上5个不同地区共39000人进行的研究报告，发现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要比他们的长辈更容易发生抑郁症。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发病率更高。证实这些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但是认真研究现代化生活中使抑郁症增加的各种新问题，确实是迫切需要的
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有广泛影响的传媒和社区的解体
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有效地把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它们破坏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社会联系之后，竞争不再是在50 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至少也是在几万人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不一定是这个城市的，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这个国家、更不是世界级的优秀选手。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一切活动都变成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勾引异性、绘画，甚至养鸟。在古代环境中，无论什么事你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第一名，即令不是第一，你的优秀的特长仍然受到一群尊重你的人们的赞赏。现在我们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个人变得很难出人头地
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的人引起妒忌，妒忌也可能促使我们的祖先努力去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妒忌就会是有用的。现在，我们之中很少有人可能达到那种引起我们妒忌的目标，而且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可以达到电视中看到的那种神奇的目标。荧屏上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聪明、富创造性、有力量、荣耀的英雄，是这个世界以外的超人。我们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而且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nylas Kenrick） 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理想的伴侣之后，对自己现存的伴侣的赞赏程度下降了
我们的新技术也使互相支持的社会组织解体。作为社会性物种的成员，最糟糕的惩罚是被孤立。许多现代化的没有个性特征的组织并不见得好多少。它们多半是由竞争者所组成，只有偶而遇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朋友。大家庭已经因为各人的经济独立而解体。即令是核心家庭，社会中最后剩下的一个稳定的组织，似乎也在走向未日，半数家庭因离婚而解体，更多的儿童是由单身母亲抚养成人的
我们有着在一个互相支持的组织中的安全地位的基本需要。没有了家庭，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满足这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一群朋友中寻找他们的社会立足点，结交的12个酒朋友，各种各样的互相支持的组织，或者寻求心理治疗。有的人鼓吹“家庭价值”为了希望保留一个危在旦夕的，但是有感情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多数人要求人们有爱心，却只是为了要别人关心我们自己，而不是打算为别人做点什么。对许多人说来，这种追求是苦涩的，没有结果的
缺乏依恋（接触）（Lack of attachment）
进化论以前的学说，包括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解释母子之间纽带的是哺乳和抚养。早在50年代初期，威斯康辛大学的灵长类学者哈利 ·哈罗（Harry Harlow）在研究猴子之后，就对这种学说提出质疑 他把猴婴同它的母亲隔开，给它两个替身母亲，一个是绳子吊着的装满牛奶的奶瓶，另一个是软布包着的没有奶瓶的假母猴。虽然猴婴要从奶瓶中吃奶，它们仍然依恋着布猴，如果拿开布猴它会尖叫。哈罗的结论认为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机制曾经演化出来，促使母婴之间的依恋。受到莱茵·斯匹茨（Rene Spitz）研究报告孤儿院抚养大的儿童缺乏社交能力的启发，哈罗再把婴猴在隔离状态下养大。这样养大的猴子都是不正常的。它们不能与别的猴子合群，交配时有很大的困难，对自己生养的幼婴不抚养，甚至攻击
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参加了生物学家朱琳·赫胥黎的研讨会，受到诺贝尔奖得主人类文化学家洛伦兹著名的实验的鼓舞。在某个关键的早期生活中，雏鹅获得对它们的母亲或者遇到一适当大小的活动目标的印象。洛伦兹的观察有完全相似的效果，有许多照片证明他准确地追踪了许多雏鹅。鲍比立刻联想到许多病人的困难可能是早期接触问题的后遗症。当他追究他们的最初的人际关系时，发现了某些问题。有的人是母亲从来就不需要他，有的人的母亲因为太抑郁而不能理会婴儿的微笑和咕咕声，有许多人听到他们的母亲威胁说要杀死他们，而且是在这个类似旁观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人们的早期困难与他们成年之后遇到的问题相联系之后，他们不能信任别人，他们认为受到别人的排斥，他们觉得他们必需讨好别人或者被人们遗弃，鲍比洞察到某些被忽视的孩子的依恋和孤儿行为，可能是企图与母亲拉拢关系的一种适应性行为。他意识到他的病人是正试图寻求自我保护免受恐惧分离（feared separation），因此不应当责备他们是一种“依赖型”的人
心理学家玛利·爱因斯威斯（Mary Ainsworth）和她的同事做了对照实验，从而把鲍比的学说发展成为心理学中的主流学说。她把幼儿放到一间陌生的房子里，观察他们的母亲离开之后再次回来时这些幼儿的行为表现。根据这个“陌生处境”考验，她把这些婴儿分类： 与母亲有安全感联系，焦虑感联系和拒绝重新联系三种。多年后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期这几类孩子的其它许多特征[从合群游戏 （group-play pattem）到人格特征] 。在依恋问题和成年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遗传因素的关系方面还要做许多工作。心理学家不应当忘记母亲不仅提供了孩子的早期生活经历，她们还提供了基因 目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成年人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是来源于最初依恋或接触中的问题
虐待孩子
虐待孩子似乎在我们中间已经变成流行病。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要攻击我们的孩子？这可是生殖成功必需的工具啊。是不是有一些父母亲更加偏向于虐待孩子？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马果·威尔逊（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从进化论的概念出发，探讨亲子之间有无血缘关系是否与虐待孩子的倾向有关。因为有关虐待儿童的报告极不可靠，他们用一种容易计算，又无法隐瞒的结果— —孩子被父母杀害来评估。他们发现在与单身非亲生父母生活时，致死性虐待儿童的风险要比与两个亲生父母生活大10倍。这是不能用有继父母的家庭比较嗜酒、贫困以及有较多精神障碍等倾向来解释的
几十年的研究，任何其它别的风险因素都没有证明，能够接近这种程度的预测值。几十年来研究虐待孩子的人都没有想到血缘关系，但是对进化论学家而言，这点应该是重要的
达利和威尔逊部分地是受到加利福尼亚人类学家沙拉·赫地（Sarah Hrdy）等在动物的杀婴研究的启发。1977年赫地报告雄性 languar猴在它刚从其它雄猴中夺取的群落中，总是要把雌猴原有的婴儿全都杀死，但是没有人相信她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猴妈妈曾试图保护她们的婴儿，但是经常不能成功。失败之后，中断哺乳，很快就有发情期到来，这些失败了的猴妈妈立即与杀了她们的婴儿的雄猴交配。赫地注意到雄猴杀死存在的婴儿可以增加他的生殖成功。因为停止授乳可使雌性进入发情期，因而可以立即怀上新的雄性的后代
随后的野外现场研究证实了赫地的发现，并引申到许多其它物种，而且得到了证实。雄狮在开始与新的雌性交配时杀死原有的幼狮。在小白鼠，则甚至只要一个陌生雄性的气味就常常引起流产——这很明显地是避免再向多半会被杀掉的婴儿投资的一种适应。动物都是天生地不择手段地去使它们的基因成功率增加，虽然存在这种在人类看来似乎是荒唐的行为
在某种环境条件下，雄性动物杀死其它雄性的子女的趋势是进化产生的一种适应性。人类的虐待儿童是否与此有关？过去我们认为无关，一则因为人类的男性通常并没有夺取一群带有幼儿的生育年龄的妇女的行为，二则许多养父能很好地抚养并非他亲生的子女。我们过去认为儿童之所以被虐待不是一种进化产生的适应，而是父母亲在早期与孩子的接触太少，不利于正常亲情的建立以致正常适应未能确立
然而人类学家马克·富林（MarkFlinn）在特立伦达（Trinidad南美洲，靠近多巴多）的研究发现 继父对继子要比对亲生的儿子粗暴，不论与婴儿在早期接触是否密切。在人类亲情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短之外，还涉及更多的问题。这种不易理解的生物学和文化的交叉点，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其中的奥秘
精神分裂症
完全不同于焦虑和抑郁的症状的精神分裂症都不是正常功能的一部分。幻听是听到一种幻想的声音，同时还认为别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思想的幻觉，情感迟钝，坚持一些古怪固执的念头，脱离社会交往，以及妄想、偏执狂等等作为一种综合征一同出现，而并非因为是一种与进化有关的防御机制。比较可能的是，某种大脑损害可以引起多种功能障碍，正如心脏损害可以引起气短、胸痛和肿胀的踝一样。精神分裂症破坏了感受——认知——情感——动机系统的正常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再次说明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去描述高级的大脑功能
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各种社会统计累积的人数比例都是大约1％，关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文明病的见解似乎并不正确，虽然有些资料证实现代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要严重些。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提示，对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是由某些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症的亲属发病率要比别人高出若干倍，那怕是分别在养父母家中长大。同卵孪生子中如有一个患病，另一个也患病的机率为50％，异卵孪生则为 25％ 另外，有证据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殖成功率偏低，尤其是男性
这些观察提出了我们的标准问题：这种能降低适应性的基因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频率？对抗引起精神分裂症基因的选择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这些基因应当远比现在这样少见——如果它们的存在只是简单地归于突变与选择之间的平衡的话。此外，人群中相对一致的发病率，提示这个基因不是最近而是已经保持了数千年的。看来，引起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一定要有某些益处（advantage）才能与它的严重的代价平衡
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基因在与某些其它基因合作中有某些益处，或在某种环境下，就像单个镰刀状贫血基因具抗疟疾功能一样，尽管两个这种基因会引起镰刀状细胞贫血。也可能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有其它效应：在大多数具这些基因的人中（尽管有一小群人会发展成这种病），这些基因会提供些许的益处。许多作者推测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对人具有的各种益处。或许这些基因增加了人对事物的创造力和直觉。或许这些基因可使带有它的人免受某些疾病之苦（译注：1997年在冷泉港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尼斯博士提出如果将来有一天诸如引起躁狂抑郁症的基因能够被剔除的话，那对人类社会可能会是一个危险）。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多疑本身的倾向（tendencyto suspiciousness itself）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弥补精神分裂症的短处（disadvantage）。上述这些观点的证据是零散的，但是它们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常亲属具极高的成就的事实支持了上述观点。目前这方面的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头
睡眠障碍
睡眠，同许多身体的能力一样，只在出了差错时才受到我们的注意，许多人有多种多样的睡眠问题。睡眠，同别的许多事情一样，时间常常是它的关键因素。大多数睡眠问题涉及不能在恰当的时间睡眠，或者是在错误的时间有睡眠的倾向。失眠累及人口中的30％以上，由此迅速促成了一种庞大的企业，从不需处方的药丸到失眠症的专科门诊，苦于白天嗜睡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晚上睡不好的人。你在晚上读书时打瞌睡是一种烦恼，早晨闹钟响了不想醒来是一种缺点，开车的时候打嗑睡就是一种明显的危险
还有梦和梦的各种毛病，梦魇和梦中的恐怖。有的人睡眠时经历过仍在梦中却又觉得已经醒来但是却不能动，从而感觉到十分可怕 患发作性睡眠症（narcolepsy）的人可以在日常活动中突然滑入做梦的睡眠，有时竟发展到摔跤使自己受伤的程度，还有睡眠中的呼吸暂停，他们间歇性地在睡眠中停止呼吸以致晚上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又十分困倦，甚至使大脑受到伤害。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正常睡眠的来源和功能有更多的了解
睡眠是不是一种自然选择塑造的素质？有若干理由促使我们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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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睡眠作为一种本能，广泛见于动物界，在脊椎动物中可能是普遍的本能之一。但是某些动物似乎是不睡觉的，例如海豚，事实上它们有一半大脑醒着的时候另一半大脑是睡着的，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反复游到水面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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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有的脊椎动物似乎都共有一种相同的睡眠调节机制，有着一个一定位于大脑古老部的控制有梦睡眠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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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哺乳动物的睡眠模式、快眼动周期和快脑电波，在鸟类也是有的，鸟类的进化是在恐龙期以前与我们分开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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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哪怕在亲缘关系密切的哺乳动物之间具体的睡眠模式的差异也很大，提示我们共同的比较近的祖先的任何一种睡眠方式都能够迅速演变使它与该物种专门的生态环境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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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缺乏睡眠，所有动物的功能都变差，适应能力下降
为了更好地了解睡眠方面的困难，我们又最好先能了解睡眠的能力和睡眠的需要怎样增加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对这个问题，1975年英国的生物学家雷·麦笛斯（Ray Meddis）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推测我们睡眠的量是由我们在昼夜循环的不同时相中的潜在生产能力安排下来的，有一位麦笛斯的书评作者指出，我们在夜间睡眠的动机是由于最好不在街上逗留。如果在黑暗中留在外面有一定的危险，又不大可能做什么事，那么我们最好是去睡觉。这点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和别的动物在白天活动时受益，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在夜间保持安静的清醒状态，准备好应付可能发生的机遇或者危险，却要睡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依赖睡眠，以致缺少睡眠使我们很难工作？
有一种可能的关于睡眠的进化来源的观点。设想某个远古的祖先不需要睡眠，如果有一支后代经历了昼夜循环中巨大的危险（为了简单化，假定是在夜间），而白天有较大的机遇，那么在夜间变得不活跃的个体将获得适应方面的长处。当这一物种逐渐地把它的活动限制在白天之后，它的夜间安静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一直到可靠地在每一夜间都有若干小时不活动
有了这样一种可靠的每天定时的不活动的周期之后，别的进化因素也会随着起作用，当一个动物醒着或入睡时，不大可能需要所有的细胞都维持相同的活力。如果某些必要的过程要在大脑脱离了它的作业时工作得更加有效率，自然选择就会把它们从醒着的白天推迟到晚上再工作，从而有利于发生我们称之为睡眠的状态。在这方面，正如 1969年爱丁堡大学的依安·阿斯华（Ian Oswald）提出的，大脑某些维护过程（maintenance Processes）便越来越局限在睡眠中，而我们也就越来越依赖睡眠。在这个间期中，睡觉的个体当然必需是相当安全的，否则睡眠就会很快被自然选择所排除。正如同我们之变得依赖从食物中获取维生素C是因为我们能可靠地从食物中大量获取，在机体某些维护机制能够只在睡眠期中进行之前，一定要有稳定地获得安全的休息间期之后才有可能。研究哪些代谢过程是限于睡眠时进行的，或者是在睡眠时进行得更快的，可以使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事实上，脑扫描已经揭示，在无梦的睡眠中蛋白合成最多，合成某些种神经递质的机制不能维持白天时的消耗量，因此一定要在夜间补充。此外，各种组织中的细胞分裂都是在睡眠时最快
一旦睡眠是为了生理上的维护和修复而确立的，自然选择有可能把别的功能也归到这个睡眠期间去完成。其中经常被提到的一种功能是记忆调节功能。艾伦·霍伯赫和罗伯特·麦克卡里（Allan Hobson ＆ Robert Mccauley）曾经强调，有梦的睡眠支持巩固学习的生理 弗兰西斯·克立克和格雷姆·米基森（FrancisCrick ＆ Graeme Mitchison）有证据认为有梦的睡眠的功能是清洗不必要的记忆，很像我们定期从计算机上消除垃圾文档。我们不必仔细排斥研究这些细节，只要指出其中并不一定有互相排斥的替代学说，阿斯华提出的睡眠是作为组织修复间期而演变出来的，也并不是说不通。这些假说都与麦笛士所观察到的睡眠调节的活动间期取决于该动物的生态学不发生矛盾。与别的性状一样，睡眠无疑有多种重要的功能。每一种假说提到的功能都需要加以检验。支持另一种说法的证据只在两种功能不相容时才是反对另一种说法的。研究多种动物的睡眠模式与它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进化关系，将得到许多有用的证据
现在我们已经极少受到猛兽如老虎在夜间的威胁，人工采光也使得整夜都可以进行有生产力的活动，需要按时睡眠已经变成一种麻烦，尤其是在飞越世界时产生的时差不适应问题时，任何有关睡眠功能的知识都能够帮助我们去适应现在的需要，或者至少使我们能够在晚上阅读不至于打瞌睡，然后在晚上又睡得很好不去为明天的事情烦恼而无法入眠
梦境
有史以来，而且无疑在史前时期梦境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近年来，提出了许多有关梦的功能的学说，从弗罗伊德的学说关于梦中充满了被禁锢的欲望的宣泄到弗兰西斯·克立克的学说认为梦中清除和整理记忆。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得出结论，当代的主要权威人士如哈佛大学的霍伯森，仍然强调梦可能没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只是大脑活动的附带现象。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这样，因为简单地观察到缺乏有梦的睡眠会引起严重的病态心理。例如，放在池中的小台上的猫可以入睡，但是与有梦的睡眠相伴随的失去肌肉张力使它们滑入水中而被惊醒。这样引起的缺乏做梦睡眠使这些不幸的猫狂暴任性，性欲亢进，并缩短生命
即令还没有能够弄清梦的功能，从人的进化的角度也有助于了解它。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Barbara）的进化人类学家唐纳德·西门思（Donald Symons）指出，由于进化的原因，我们在梦中经历的刺激受到严重的局限性，尽管每一个人的睡眠行为差异很大。但是在梦中，我们都倾向于“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活动，但是很少“听到”有声音，“闻到”气味或者“感觉到”机械刺激的经历。我们可以在梦中做事，却并没有活动，因为我们在可以做这种梦的睡眠中的运动神经是瘫痪的。我们可以记得别人在梦中的样子和告诉我们的话，但记不起他们的声音是怎样的。我们可以记得在梦中愉快地喝了一杯酒，却常常记不起它的风味。我们在梦中可以被人打过，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感觉
这些局限性的原因，按照西门思的说法，是因为石器时代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们可以承担视觉的幻觉，因为闭上的眼睛本来就看不见什么；夜间的黑暗也使视觉没有多大的作用。恐慌迫近你时，都是一些需要我们的听觉、嗅觉和触觉不失警觉的线索。有些动物在睡觉时是睁着眼睛的，但是我们人类是打开耳朵睡觉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梦使我们听不到重要的声音。西门思的假说说明了梦境中的某些特点，也预测了某些尚未注意到问题，这个假说能否成立，要看今后对梦中感觉的组成，预测是否够准确。截至目前为止，大部分已得到的证据似乎都符合他的假说
精神病学的前景
近年来，精神病学竭力模仿医学的其它分支，设计明确的诊断分类。尽管有些人为的勉强，尽可能用可靠的方法度量症状，以及实验设计和资料分析方面的标准。精神病学研究现在已经与医学的其它领域一样是定量的。这些努力是否已经使精神病学变成神经病学、心脏病学或者内分泌学相似的另一个医学分支呢？很难。研究的发现是可靠的，但是无法与首尾一致的理论衔接起来。在模仿其它医学分支研究疾病的分子机制时，精神病学本身却缺乏一种精确的概念，没有一种默契的基础。精神病学不能同其它医学分支一样，因为虽然试图找到引起疾病的缺陷何在，却并不了解这个机制的正常功能，精神病学处于一种本末倒置的状态
关于焦虑的研究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例子。精神病学家现在把焦虑分成9个类型，把它们看成一些不同的病种，分别研究它们的流行病学、遗传学和脑化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当然，困难在于焦虑本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防御。这样研究的结果，就像内科医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咳嗽，定义为一种“疾病”去拟订它的客观诊断标准。也许，硬性规定咳嗽的诊断标准可以是：持续有两天以上每小时咳嗽两次或更多；或者阵咳持续两分钟以上。然后，根据多因素分析其临床特征、遗传学、流行病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去划分成各类咳嗽的亚型 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分出特别的咳嗽亚型，例如伴发于流鼻涕和发热的咳嗽，伴发于变态反应的咳嗽，伴发于吸烟的咳嗽，以及常常会导致死亡的咳嗽。其次，可以在患有咳嗽病的人们中间研究其神经机制异常，来探索各种亚型咳嗽的病因。发现了咳嗽是伴发于胸肌收缩的神经活动增加，可以推论到这些神经的过度活动可能有某种神经生理机制。发现了大脑的咳嗽控制中枢，又可以引起这个中枢的不正常怎样会引起咳嗽的一些想法，关于可待因可以止咳的知识可能使一些科学家想到咳嗽可能是体内缺少一种可待因样物质
这样的咳嗽研究方案很明显是荒唐的，但是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样做是干傻事的原因是我们在了解咳嗽的原因时，不从产生咳嗽的神经和肌肉上去找，也不从调节咳嗽的大脑机制上去找，而是在可以引起保护性咳嗽反射的情况和刺激的正常条件下去寻找原因。虽然有某些罕见的咳嗽是因为咳嗽调节中枢的异常所致，绝大多数咳嗽都是把呼吸道异物排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只是在寻找过这种自然刺激之后医生才去考虑咳嗽调节机制本身出错的可能性
许多精神病医师为了帮助一生中经常有惊慌、紧张、恐惧和不能入眠等困难的人而研究对焦虑易感性方面的个体差异，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然而，这种方法引起了许多混乱的概念。如果对咳嗽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个体上：他的一生中对最小的刺激 （Stimulus）都倾向发生咳嗽，这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告诉他们患有一种“咳嗽病”。随即对这些患“咳嗽病”的人花大量工作寻找其异常基因。无疑，有的人有可能会有对咳嗽的遗传易感性，但是这种研究对我们了解大多数咳嗽的病因不会有多少用处
这样把焦虑和咳嗽放在一起比较，当然是有不恰当的地方的。焦虑远比咳嗽复杂、它的功能比较不明显，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更重要的是，焦虑的诱因远不如咳嗽的诱因那样明确、实在。咳嗽是呼吸道的异物所引起的，而焦虑则是各种各样的明显的、隐晦的诱因在思维过程中经过神秘的复杂处理之后引起的。焦虑最明显的诱因是危险对象的形象，或者与疼痛连在一起的某种讨厌的刺激。大多数临床上的焦虑多半是由复杂的诱因所引起，需要敏锐的解释。例如，老板没有同你打招呼，你没有被邀请参加晚会，朋友在散发解聘书的这天躲开你，你可能感到十分担心。如果是你的生日，你可能以为正在准备一个意想不到的晚会，同样的刺激可以引起另一种十分不同的反应。这个例子只是略为涉及调节焦虑的精神系统复杂性。还有许多愿望和感觉常常在下意识中可以引起焦虑。女人可以在她开始一件认为与她的丈夫无关的事时发生恐慌。许多引起焦虑的诱因不容易弄清楚，但并非不存在，也肯定不意味它们所引起的焦虑是没有用的，或者是不正常的大脑机制的产物
相反，正因为焦虑是一种正常现象，也就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有用的。此外，有许多焦虑性疾患是有遗传因素起作用的。我们还不知道用遗传缺陷还是正常差异去理解比较好，可以肯定的是，各种威胁的类型和危险程度对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很大差别，这应当能在焦虑的调节机制中保持一定程度的遗传差异
如果精神病学停留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它就只能治疗有可以证实的大脑缺陷引起的疾患，而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恼只好留给别的医生。这对病人和精神病医生都不是好事。医学的其它分支治疗正常的防御反应，精神病医生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在这些方面，用进化论的方法看问题是精神病科医生与医学的其它分支汇合的途径。努力去了解情绪的各种功能以及它们的正常调节，对精神病学所起的作用，可以同生理学对医学的作用相比。这是一个框架，研究病理心理学可以同研究病理生理学一样，使我们了解，机体系统的正常功能在什么地方出了错。可以预期用进化论方法可以使精神疾病的研究回到医学中来，不是用一种粗糙的情绪问题的“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of emotional problems），而是与医学的其它部分一样用同样的达尔文方法加以理解
【三思言论集】→【三思藏书架】→《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 〖本书由柯南扫校〗
第十四章 精神病是不是疾病？
http://www.oursci.org/archive/lib/disease/16.htm
2009-03-07
海云青飞，生命进化规律破解者
你有关宇宙奥秘，生命进化，人生成功，感情困惑，心理问题，家庭教育等，都可以得到超越时代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