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黄帝内经》的编撰过程
摘要：《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
《黄帝内经》各篇既然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把它汇编起来的？这是个需要考察的问题，也是个可以考察清楚的问题。因为既有此书存在，必有编书之人，人必有生存的年代，而这个人及其生存年代和身份，有史可征，有据可查，虽然并未直接书写（如果书写了，也就不用费如此大的力气考察了），但有旁证可据，通过正反推理，就能拨开迷雾，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就能考察清楚。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使然
从《黄帝内经》中天人感应、五行、历法等方面看，此书成编于董仲舒提倡、汉武帝推行之前，决无可能。其中有少数篇目出自此前是可以的，也是存在的事实。天人感应，不是一提倡就马上深入人心，有个消化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到刘向父子时，已成主流思想了，王莽就是靠假造符命，上台的，封大官竟然是靠哀章假造的符命里的名单。按名单找人，有一个卖饼的名字和名单符合，就封了将军
1．《黄帝内经》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写书，必须具备必备的条件。首先，必须要认识字，会写字。不会写字的，称为口述，要有会写字的代写
其次，要有内容。或自身的经验、心得体会，或别人的。即使是抄书，也要有书可抄
第三，要有纸笔，或相应的替换品，如：竹简、帛布、皮革、龟壳，纸草一类。需要者，也可同刀代笔，
第四，要有经济实力。连饭都没的吃，第一要务是吃饭，才能活下来
《黄帝内经》是作者以前（含本人）的作品汇编，内容多，范围广，所必备的条件需要更高
1）.必须占有广泛的医书，最好是天下所有的医书
2）.必须有医学功底，对当时的主流哲学思想，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应该熟知笃信，有相当的辨别、归纳和文字表达能力
3）.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汇编，是要有取舍、甄别良莠的汇编，篇幅浩大，要长时间静心费时才能完成，如果首先要考虑生计，就不可能专心编书
前面提到，《汉书·艺文志》记载，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雅令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统统汇集到皇室，命光禄大夫刘向总领校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书
在此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人来编此书？应该说：没有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2．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1）．《吕氏春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太子政立，年少，以吕不韦为相国，事皆决之。当时，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此四君者，皆明智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宾客盈门，受益良多。如孟尝君田文借冯谖之力恢复相位，平原君赵胜借毛遂之辩结盟楚国等等。吕不韦自度以秦之强，自己反不如此四君，也尊贤致士，招来食客三千，待之甚厚。他借少年天才甘罗之机变把赵国收在旗下，还不费兵卒，白白扩大了地盘。此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多有著述布于天下。吕不韦想自己以相国之高位，必须要有著述以超过诸子，自己又有所不能，乃使其门客穷搜极索，把自己的所有的见闻都述出来或写下来，集思广益，明辩、归纳、升华，汇总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合称《吕氏春秋》，并把书摆在咸阳之门，同时放上千金，凡能改动一字者，就把金子取走
《吕氏春秋》的写作，是大张旗鼓式的。在秦以前的诸子，能比较自由地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写书，既不诡秘，也不伪托，也不把谁当成圣人，可以互相批评，也可互相辩论，实在是很好的学术风气
2）．《淮南子》：淮南王刘安，论辈分，是汉武帝的堂叔，好读书，不喜欢飞鹰走狗，想施阴德收揽百姓之心，传播名誉，确有窥视神器（皇帝宝座）之心。于是也招揽宾客、方士数千人，让他们把见闻写下来，再汇总，写成《内书》 21篇，《外书》非常多，不好计算；《中篇》8卷。当时，武帝也好读书，刘安献上《内书》，武帝很喜欢。不过，刘安有野心而无良谋，做事幼稚愚蠢，最后自杀，不题
《淮南子》包罗的范围很广，有些内容是来自《吕氏春秋》。无论如何，这部书的写作，不诡秘，不伪托。当时，黄老之术盛行，有些人写书，假托黄帝，这样才有人相信。在《淮南子·修务训》里，就有这样的描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欲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为什么要让人相信？ 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方法或故事，如农家、小说家等。有的是为了挣钱吧？方士骗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方法说成是来自黄帝，以求被骗者深信不疑。如果说炼的仙丹，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有几个人会迷信？如果说这是黄帝传下来的古方，就是汉武帝，也未免大上其当，大受其骗
除了前面已列举的医书以外，在《汉书·艺文志》里，假托神农、黄帝的书还有：
道家：《黄帝四经》4篇，
《黄帝铭》6篇，
《黄帝君臣》10篇，
《杂黄帝》58篇
农家：《神农》20篇
小说家：《黄帝说》40篇
阴阳家：《黄帝》16篇
天文家：《黄帝杂子气》33篇
五行：《黄帝阴阳》25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
术数：《黄帝长柳占梦》11卷
房中：《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
神仙家：《黄帝杂子步引》12卷，
《黄帝岐伯按摩》10卷，
《黄帝杂子芝菌》12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12卷，
《神农杂子技道》12卷
在六艺、诸子类里，也就是记实、为自己立论的书中，一部伪托神农黄帝的也没有。伪托的全部是神仙、方术一类的书，用神化了的人物来提高自己法术的可信度。道家四种，不是帖上道家的标签，就是道家了，道家崇尚无为，决不至于打着黄帝的旗号招摇撞骗。这几种书，恐怕荒诞不经，全亡失了。借树乘凉的方法，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痕迹：你迷信什么，骗子就包装什么，打什么旗号。真正的道理，却一点也讲不出来
3）．《史记》：司马迁的文采好，记史严谨，取材得当，所以写出来一部 “史家之绝唱”。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才华以外，如果没有史料，用什么写？ 总不能凭空想象吧？实际上，写史从他父亲司马谈一代就开始了。司马谈未能完成，他继续了父亲的事业。并完成得很好。他写《史记》，面对的是满屋子杂乱不堪的原始挡案，当然也有像《左传》这样已整理过的史书，毕竟不多。当时的书，不比现在，是竹简、帛书，搬动就要费很大力气，比较、取舍，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所以，在《史记》里，有多处明显的笔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应该给以理解的
在《三代世表》里，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两段话的意思是：五帝三代的记载，太久远了。殷代以前，诸侯的事无法考察。周朝以后，才稍微清楚。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每记一事，都以鲁君的纪年为年数，并标出月日，这很详明。他编篡《尚书》，却不记年月，或只有少部分记，其它都付诸阙如，是因为年代无法考定，所以不记，这是谨慎的做法
我读记系的书，从黄帝以下，都有年数，不同的书，记同一个事，又有很大的出入。无法辨别哪个是对的，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确切年表
孔子、司马迁，对弄不清的事情，不妄加臆断，这是很可贵的，是写信史的基础。如果他们能把几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立此存照，自己迷惑，或后来者能有办法破解，就更好了，可惜没这样做，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亡失之后，那段历史的确切年代，彻底成了一本糊涂帐。他们自己没有考古的手段，精力也顾及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后来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科学手段，包括天文历法、同位素等手段，可以互相参校，可以根据只言片语的线索或痕迹，能准确地判断出历史的原貌，这是非常惋惜的。否则，现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有更多的原始资料
4）．刘向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等书的情况：
公元前26年，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遗书，得到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所以命刘向总领校书，兼校经史、诸子，其它门类也分别有人负责
刘向是怎样校书的？
刘向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 ”，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校的《战国策》，有多个抄本，互相之间不一致，也很混乱。我根据国别，按时间为次序，去除重复的，共得33篇。有些字只写一半，如把“趙”写成“肖”，把“齊”写成“立”，这样的情况很多。书名也不一致，我认为定为《战国策》比较合适
当时，《战国策》的情况是如此混乱，别的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 “章”为“长”，如此类诸多，谨颇略笺，皆已定，以杀青，可缮写。”
“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除错不可考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16]
所收来的书，良莠不齐，错乱相杂的情况，可见一斑。所以，校书决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要分类，要鉴别，要取舍。有的要重新编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实际上是刘向根据史料重新编次的：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12]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 《新序》、《说苑》是他根据资料编写的，现在也都承认是他编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丢掉了不少，清代严可均有从其它古书中辑录出很多条，放在《全汉文》里。在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多篇《纵横书》不见于今本《战国策》，说明这些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刘向的叙录，叙出了校书的艰难和具体情况，也记录了自己校了多少，合作伙伴校了多少，是怎样定稿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惜，《黄帝内经》里没有这样的叙录，抑或本来有，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以致于成了一团迷雾
上面所列的，都是现成的书，真的校对起来，和重编也差不多，好在是有原始资料，只是当时，这些书虽不诡秘，由于传抄者多，写错的、乱用简笔字的、脱漏的、重复的就再所难免了。今本《战国策》里，还是有重复，可见，再仔细，差错还是难免
校书就算从公元前26年开始吧，一直校到刘向去世，还没校完，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事，总领校书，此时已是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了。完成校书，在什么时候？没记。估计应在新莽年间。刘歆编了《七略》，就是全部校成书籍的目录和提要，分七个大类
刘向、刘歆，《汉书》里有传。说说他们的情况，对理解《黄帝内经》的成书有用
他们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向的父亲刘德，曾审过刘安一案。因为父亲的关系，刘向11岁时就担任辇郎，掌管宫中的御辇。19岁时担任谏议大夫。元帝即位，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对他很器重，被推举为左拾遗。因为受石显的陷害，多次坐牢。成帝即位，石显被贬，刘向升为光禄大夫。时年45岁。很有文才，总领校书，是块材料
刘歆，少通《诗》、《书》，“少”，就是未成年，虚岁不到20岁。在公元前26年，不会超过24岁。公元前6年，不超过44岁。不过，因为他崇尚古文经学，受到大司空师丹的弹劾，怕惹祸，主动离开宫廷，外任河内太守，不久又托病辞官，可能是回家看书吧。哀帝去世，王莽秉政，因为他们同时担任过黄门侍郎，有交情，此时他的病也好了，被招回宫，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考订律历，可谓是大展身手之时。被招回，是在公元前2年，他又可以专心治学问了，估计 《七略》应该是在此时以后完成的。离开始校书，差不多有30个年头
5）．《黄帝内经》的成书：
《黄帝内经》里没有叙录，根据历史记载，和书里的时代印迹，仍可以把它的成编过程大致的轮廓复原出来
公元前26年以来，天下的书籍集中到了皇宫，首先是要存放、初读、分类，再按类别各行其事。李柱国校方技，只说医书吧，就很不少，从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和淳于意所列举的书来看，就很多。《黄帝内经》里也记载和引用了至少22种书。这些书，在《汉书·艺文志》里，一本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医书、方书，整整齐齐，归纳得非常有条理，没有重复，也没有注本，一个注本都没有，又是怎么回事？一本长期广泛流传的权威著作，会没有注本吗？为什么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林亿校本以官方名义颁行天下以后，注本犹如蜂起，又盛行起来了呢？这都是《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以前，并很通行论者所无法解释的
李柱国面对繁杂、零乱、内容或重复，或矛盾，记叙或祥、或略的医书，可以只除去重复，校对错字，然后杀青、誊写，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但这样的校书法，在《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反映，因为里面没有杂书
第二种方法，就是根据资料，给以归纳整理，像《吕氏春秋》、《淮南子》、 《新序》、《说苑》一样，在众多资料的基础上，去重复，纠错字，统一体例，分门别类，编成医家7部，方家11部，此外，还有房中之类，是否为李柱国一人所编，就不得而知了。但他是方技书的总主编，最后的定稿，由他把关，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刘向一人校了那么多书，其他人校了多少，都有记载说明。个人估计，因为当时的书又笨又沉，有一些助手帮助搬运、翻检、抄写，是完全可能的。校书，实称校雠，就是对两本内容相同的书，一人唱念，另一人核对，像仇家一样，认真挑刺，不容有丝毫马虎。刘向们就是这样校书的，有明确记载
面对众多重复、体例不一、长短不一、良莠不一的书，李柱国会怎么办？完全重复的好办，内容相近，却又不完全一样的，比较难办，比较好的办法是：全部收录，各存其异，这就是《黄帝内经》里为什么有多篇近似，或互有矛盾的原因所在
两说并存，马王堆两种《脉书》的同时存在，也可以说明，这是不能确定哪个更正确时的通行做法。后来的书，这样做的也很多，比如明初编的《普济方》，也是几说并存。就是现在，学术会议的论文汇编，也是这样做的，只是要尊重原作，不能为统一体例，随便改动
在体例上，李柱国做了问答式的统一，《黄帝内经》本身的内容可以为证
会不会有《黄帝内经》是天下献来的一本现成的书？决无可能。原因在前面已说过，医书的传递，是十分诡秘的，非其人不传，是明规则。阳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对公孙光也不传，都是在快要离开人世时，才传给自己长期看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钱有势，也不可能得到基本上是天下所有的医书，更谈不上聚在一起，讨论医学，编成一本书。李醯对扁鹊的态度、作法，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技不如人，就把人杀死，这是为什么？如果当时医术昌明，扁鹊用得着往来穿梭，到各国行医？后来的淳于意为何说众医的诊断错误？齐文王为何死了，还不知是为什么死的？是他们请不起医生？淳于意代表了当时医术的最高水平，否则，不会因为他不给认为是不治之症者看病，因而惹上冤家被告发，险些砍去双脚
医书和医术的传递情况，在《黄帝内经》里也有多处明确的记载，这可认为是当时多个医家的共识：
（1）．传授方法：
①口头传授。《灵·口问》：“九针之经，……此先师之口传也。”公孙光对淳于意也是口头传授，可以互相印证
② 临场传授。《灵·逆顺肥瘦》：“以言导之，切而验之。”就是在临场治病时，把着手教。诊脉，不这样教肯定是不行的
③ 传医书
（2）．传授原则：
① 封闭式：即只传给认为可以传授的人
《灵·官能》：“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说：各得其人，任人其能，故能明其事。”说明书是不能随便给人看，或传给什么人的。长桑君、阳庆就是这样传的
《素·金匱真言论篇》：“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素·气变交大论篇》：“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长桑君、阳庆都持这样的态度
《灵·病传》：“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阳庆就是这样做的
《灵·阴阳二十五人》：“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余愿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扬之。” 长桑君、阳庆都是这样做的
② 开放式：
《素·八正神明论篇》：“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这是指那些比较一直的看法，可以公开传授。如：五脏、脉络等内容，就比较一致
《素。著至教论篇》：“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这和前面的看法想矛盾，应该是一种看法，持这样看法的，可以传人；持不同看法的，可以不传，谁也不能强迫谁
（3）．得到医书，是件很神圣的事：
《素·灵兰秘典论篇》：“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宝焉。”如此宝贵，能随便示人，甚至互相讨论吗？
根据以上的传授方法，任何凡人，想征集到全国的医书，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资料，也就编不成大部头的《黄帝内经》。就是诸侯王也没这个本事，他们能得到零碎的篇章，就算不错了。再说，在列王中，只有刘安儒雅，其他全是些声色犬马之徒，贪图享乐犹恐不及，哪里来的雅兴编书？如果编了，为什么不炫耀一下？
6）．皇帝征书：
既然医书的传授诡秘，不能随便示人，皇帝征书，能征得上来吗？应该说： 肯定能，绝对能
自从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汉武帝采纳，并大力推行以来，天人感应到元帝朝，就已是主流思想，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不仅笃信，而且用来解释所出现的日月食、水、火等各种灾异，并保留在《汉书·五行志》里
天人感应之所以受汉武帝欣赏，是因为它首先说“君权神受”，皇帝是上天之子，是代天行事的，君为臣纲，普天之下，都必须服从皇帝，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古人迷信，对此深信不疑。就是有个别人不信，既成不了气候，也成不了主流思想，那些信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所以，服从皇帝的命令，响应他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会抗旨不遵。因为谁藏有医书，你可以不传人，但总是有人知道。阳庆藏有医书，虽然不给人治病，还是有公孙光和其他人知道。“非其人不传”，谁敢说皇帝是“非其人”？说“圣明”还来不及呢！ 就是个别人既有医书，又保密得谁也不知道，也不献，这样的情况不能排除，个别的情况影响不了全局，无伤大雅，不很影响《黄帝内经》的成书。从全国范围来说，可以说收集到相当多的医书，《黄帝内经》的内容本身，也足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7）．《黄帝内经》里，有没有李柱国的作品？
应该说，有，其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就是他汇编天下医书为《黄帝内经》，谁也没限制他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包括进去。况且，在公元16年，发生了一件与医学大有关系的事件
据《汉书。王莽传》：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王孙庆何许人？他本是一个山东大汉，通兵法，有勇略。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1月），王莽毒死平帝，自称摄皇帝，是实际上的皇帝。翟义是成帝元延年间丞相翟方进之子，时任东郡太守，对王莽的作为十分厌恶，于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和东捃都尉刘宇等人共同起兵讨伐王莽。当时，王孙庆正应招去京师，翟义诈称他犯了罪，把王孙庆捉了回来，实际上是要和他共同讨伐王莽。一时间，他们的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王莽对此十分害怕，派重兵镇压，同年十月，翟义兵败被杀，王孙庆逃脱。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才被抓获
尚方，宫廷中掌管兵器打造和保管皇室刀剑兵器的人。有他在场，可以随时提供合用的刀具
巧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只要把脑袋砍下来了事，或者只知道折磨受刑者，不知道仔细切割
太医，对宫廷医生的尊称。问题是，这位太医是谁？没有记载，只能推测
王莽篡位后，对刘歆很器重，拜为国师，是四辅之一，地位极高。刘歆不仅通经史，对天文、历法、方技也很有造诣。李柱国校方技，校好了要交给他这个总主编，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交往，探讨方技、医术也说不定。此时，校书是否完成了？没有记载。就算完成了，李柱国校了那么多医书，会不会有验证一下人体脏腑经脉数据的冲动？会有，而且会很强烈。长期专注于某事，往往会痴迷其中，可以废寝忘食，牺牲其它，把心存疑问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是他最大的愿望，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和对某事成瘾差不多。一旦把问题弄清，会有常人所体会不到的快感和欢娱。有此经历的，不难理解这一点。不仅李柱国会有，甚至刘歆、王莽也会有。殷纣王不是曾经因为好奇，也因为拒谏，曾对他的叔父比干剖心看窍吗？（《史记·殷本纪》）
如果李柱国有这样的愿望，刘歆也有，在逮到王孙庆的时候，李柱国、刘歆都有机会向王莽提出解剖他的要求。王莽也出奇地迷信天人感应，也重视学问，很容易得到批准。当时的伦理观念，不准解剖人体。汉朝的刑法较宽，文景以后，对罪犯，废除了割鼻、断舌一类的酷刑，连株连三族都废除了，更没有凌迟、五马分尸的刑法。元帝朝更为宽厚。（参见《汉书·刑法志》）王莽是打着天人感应、顺应祥瑞的旗号上台的，当然要做出顺天应人的姿态，不会乱施刑罚。王莽杀王孙庆，虽然是对付政敌，表面上还是要讲仁义的。作此决定，实属破例、特许，是以治病为目的，强调这个理由，也说明这不是常规手段
对王孙庆，是先杀死再解剖，还是活体解剖？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杀死再解剖。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受刑者更痛苦，如果以增加痛苦为目的，可以用凌迟、车裂之类，而这些刑罚，在当时并不通行。他们的目的是取得人体数据，所以，会把人先弄死，免得挣扎，破坏人体数据。也显示不特别残酷，少招物议
《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与此暗合。《灵·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劣，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篇文字比较浅显，比较起来，像较晚的作品，这段文字，极可能就是这次解剖事件的记述。此处所说的八尺之士，是写文章的约数。《灵·骨度》记载的七尺五寸，是测量的准确结果
在此之前，什么时候以医学为目的，解剖、测量过人体？在《史记。扁鹊列传》里，虽然也有刳肠胃，抉脑髓的描述，但那个时候的解剖水平，要原始得多。可以认为，马王堆的《脉书》是在解剖的基础上写的，比《灵·经脉》要简单多了。《灵·经脉》里对各经脉的描述，是空前的，就是《黄帝内经》里其它任何篇目里对经脉的描述，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样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人家说得明明白白，是解剖人体所得的数据
《灵·骨度》对人体表面数据的描述：身高7尺5寸=1.73m （新朝1尺 = 0.231m）[17]胸围4尺5寸=1.04m，腰围4尺2寸=0.97m……。这显然是个很健壮的人，并不是多人测量的平均值。王孙庆有勇略，一个有勇略的人不至于羸弱吧？ 所以，上述数据很符合王孙庆的身份。李柱国指导巧屠如何解剖，并详细观察记录
可以推断，《灵·经脉》、《灵·经水》、《灵·骨度》、《灵·脉度》、 《灵·胃肠》、《灵·平人绝谷》这些篇目，都是对这次解剖事件所取得数据的记录。要不然，他们用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干什么？他们测量了不记录，记录了不写进当时他们的沥血之作，为什么要费那样的干戈？
根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附录里的资料，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折算为： 1丈 = 10尺，1尺 = 0.231米；1斤 = 16两 = 238克，1两 = 14.875克
身高7尺5寸 = 1.73米；头围2尺6寸 = 0.60米；胸围 4尺5寸 = 1.04米；腰围4尺2寸 = 0.97米；从颅顶到颈，0.28米，从额发缘到腮，0.23米；从喉结到锁骨上窝，0.09米。这显然是个前额较长，胸腰围较宽，身体壮实的男性，很可能就是测量王孙庆的数据。《灵·经水》里说：“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癌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制乎？”就是说，所度量的人，不可以太消瘦，所记载的数据，显然符合这个条件
其他测量数据归纳如下：
舌长：16cm，重：148.75g
咽门重：148.75g
食管长：37cm
胃长：60cm，周长：35cm，径：11.6cm
小肠周径：5.8cm，长：7.39m
回肠周径：9cm，长：4.85m
大肠周径：18cm，长：64.7cm
从胃到肛门长：13.96m
从这些数据看来，舌、咽的数据基本符合实际，胃肠的数据大了一些，可能是测量时做了牵拉。尤其是用竹签测量，牵拉是不可避免的。大肠的数据，又太小了，估计是书写或传抄的笔误。传抄的过程中，只看书本，不再做实际验证，以讹传讹是必经常会出现的
如果说体表可以测量活人，对脏腑和经脉的测量，就必须要死而解剖视之、量之了。没有巧屠、合用的刀具、医者的指导和记录，普通的杀人是不可能测出具体有意义的数据的。在《灵·胃肠》、《灵·平人绝谷》里记录了同样的胃肠的位置和测量结果，胃肠的位置和解剖关系，很合乎人体实际。说小肠（以系膜） 附着在脊柱左侧，回肠的屈曲特别多，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肠系膜的确是从左向右。大肠和回肠相接，由右向左弯曲
在《灵·脉度》里，记载了六阴、六阳和督、任、跷脉的长度。没有记录12 脉的具体数字，是可以理解的。在长期没有解剖的情况下，一次解剖，能指望有多准确？就是经脉的数量，亦恐有凑数之嫌，是从天人感应逆向推导出来的，所以，能准确测几根就算不错了。详细情况，留在考证经络实质的文章里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那位太医，一定是李柱国吗？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推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公元前26 年，刘歆的年龄不超过24岁，已经是满腹经纶了。设李柱国也是这个年龄，或稍大一些，30岁吧，到公元16年，也不过66—72岁。也不能排除比刘歆小一些的可能，比方说20岁左右。这个年龄在宫中任职，是完全可以的。刘歆是在公元23年因参与劫持王莽，事情泄露而自杀的，说明在那时，他的身体还很不错，此时肯定73岁左右了，所以，李柱国活到这个时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能排除。那位太医就是他，绝对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就有可能性
退一步说，此时李柱国死了，那位太医是别人，并不防碍把解剖结果写成文章，放在《黄帝内经》里。但《汉书·艺文志》没有这样的记载：“李柱国卒，某某继其事。”这样的话。刘向卒，歆领其事，是有确切记载的，而记载的人，正是刘歆
为什么《汉书·王莽传》里没记太医的名字？我个人认为，班固写《汉书》，所根据的材料很多。材料来源不同，记录的人不同，详略也会不同。如果原来就没记，班固又如何能给加上去？《史记》那样严谨的作品，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如：子婴是秦皇的什么人？在《始皇本纪》里，说是二世之兄子，在《李斯列传》 里，说是始皇弟。又《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时间的世系，最少脱漏了20代。因为其间经历了夏、商两个朝代，1千多年，却父子相沿，仅15代，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司马迁的错，《史记》也经历过一些篇章的亡失，安知不是被传抄错、抄漏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公元前26年以前，《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本现成的书，是李柱国整理编次的结果。《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医书、方家书，房中书等，都是镜他整理的成果，否则数量不会那样少，书是那样整齐，一个注本也没有。据此，可以确定，**《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现在流行的《黄帝内经》，经过数次校注，重新编次，亡失了一些，又添加了一些，另当别论
8）．《黄帝内经》的质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
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 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工作量如此之大，而当时征来的书又庞杂、笨拙（指竹简）无比，产生一些疏漏，是难免的，不应苛求
2009-03-02
海云青飞，生命进化规律破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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