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河图洛书没有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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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于1996年后半年,连载了一则通讯和四期文章,介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与《科技智囊》杂志社共同组建的易学课题组,对《周易》及其源头 ——《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讯》)。它们是:1996年7月15日第二版的本报讯《科学理解易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讯》),8 月1日第八版署名“关穆”的《易经柱:周易六十四卦的立体展示》(《易经柱》),8月24日第八版署名“华明”的《〈河图〉与金字塔存在统一关系吗?》(《金字塔》)和署名“关穆”的《易经柱背后的数学奥秘》(《奥秘》),10月10日第八版署名“华和”的《太极易经柱、“和合”数表与中华和合精神》(《和合表》),11月20日第八版署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突破进展》)。

据《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对《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有三项重要成就:

1“课题组在强调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数学、物理学与周易八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按照‘数’的规律,将易学‘和合数表’制作成立体物理模型,从而揭开了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

2 “研究中还发现,作为八卦源头的‘河图’与埃及金字塔有高度对应的统一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使‘河图’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历史传说基本得到证实,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3 “更令人惊奇的是,研究中发现在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有能量场的产生,这一现象若经进一步实验证明并在实践中应用,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读了这则通讯,使人产生了许多疑问。比如说“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是什么?因为太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有人说它是气,有人说它是理,这些都是无法用数字来表示的。古代的太极图也有好几种。最简单的是一个圆圈,表示气或理是浑沦的整体,因而是不可计数的。或者是几个圆圈上下叠起(《周氏太极图》),或者是几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杨甲《六经图》中之“旧有此图”),还有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阴阳鱼图”,其实这个图原本被认为是《河图》,只是到了明末和清代,才逐渐被称为太极图。和阴阳鱼图相类,有来知德创作的太极图。此外还有一些,不再列举。这些图式样不同,但大多意义相近,都不是表示某种数量关系,也无法对它们作数量的描述。当然,一个圆也可被分为几块,但那充其量不过几个整数、分数之间的关系,又有多少奥秘可言呢?至于八卦,在易学中被称为卦象。象是象征。它们象征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但原本没有什么数量关系,又有什么数字奥秘呢?

所谓揭开奥秘,应是对象本身具有而世人尚不知晓的东西。太极八卦本身没有“数字奥秘”,又如何能谈到“揭开”呢?后来在《奥秘》文中看到了和合数表。这是一个把从2到18这十七个自然数按一定规则编排起来的类似数字幻方一类的数表。然而多少有一点数学知识和数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类似这样的数字幻方,在我国宋明时代就已经被编制出来,而且不只一种。其数字最高到48(见程大位《算法通宗》)。和这样的幻方相比,和合数表并没有什么新进展,也谈不上有什么奥秘。因为这不过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自然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这样的关系,在古代数学中,也不过是一种游戏的性质,至于和现代数学中的数论,和微分动力系统、代数几何、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等等主流方向,则无法相提并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数表被称为“六十四卦”和合数表,被认为是揭开了“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那么,假若去掉“六十四卦”和“太极八卦”之类字样,这些数字间的奥秘是否还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数表和“太极八卦”之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谈不上因此揭开了什么“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

其实,从《讯》中我们已经看到,是课题组“强调”数的基础,“创造性”地把数学和周易八卦“有机地结合”,并“按照”数的规律(按:数的规律很多,这里没有说明按照什么数的、什么规律)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所谓“和合数表”和据它制作的立体模型,只是“课题组”对“太极八卦”作出的重新解释。这个解释和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的这类解释一样,都只能代表解释者自己的某种思想,而并不是对象自身原有的东西。因此,说“揭开”了“太极八卦”的奥秘,是不成立的。

至于第二点,也使人有许多疑问。“河图”与金字塔的“高度对应的统一关系”是什么意思?阅《金字塔》文,知所说的“高度对应”关系指某些数据的对应关系。数学上的“高度”,应是精确度的代称。那么,“河图”和金字塔的对应精确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第几位小数呢?《金字塔》文未能提供说明。那么,所说“高度对应”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用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来描述“河图”和金字塔的对应,那么,这种对应能到什么高度,就不免使人疑虑。

为了说明“河图”和金字塔的高度对应,《金字塔》文首先提供了金字塔自身的几种“奇妙的数字关系”。这些关系是:

1 金字塔高度的平方正好等于它的每个三角形的面积;

2 四个底边周长除以高的两倍,正好等于圆周率;

3 塔的高度乘以十亿倍,正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4 塔的自重乘以10的15次方,正好等于地球的重量:

5 经过塔身的子午线正好将地球上的大陆和海洋划分成相等的两半;

6 底面对角线沿(按:大约是“延”)伸,正好将尼罗河三角州包括在内。

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了数学的精确度问题。比如说,将地球上的海洋和陆地划分成两半,精确到什么程度?不提供精确度,是不应说什么“正好”的;还有,将尼罗河三角州包括在内,我相信,这也不是个“正好”的问题。第一,尼罗河三角州决不会是像对角线延伸那样整齐的三角形;第二,对角线延伸到哪里?它所包括的决不“正好”是一个尼罗河三角州。至于塔的高度、自重,还会引起这样的疑问:是哪个塔的高度或自重?因为金字塔不只一个,而且有大有小,这就不能笼统地说什么“塔”的什么什么,而必须指出是那个塔?不过这样一来,那些“正好”就有许多不能成立了。因为塔的大小不一,这个正好那个就不正好了。

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些“正好”,其实并不是个“正好”的问题。比如高度平方等于每个三角形面积,这为什么就是个“正好”呢?为什么不是高度的立方?为什么不等于,比如说它的底面积?肯定就是否定。等于此就不等于彼。在这种地方,要讲正好,就必须说明二者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平方“正好”等于三角形面积,正好说明它不能等于这个面积以外的其它数据,因此,那不是正好的东西要大大超过那所谓正好的东西。那所谓的正好,不过是从大量的数字关系中选取出那些偶然的巧合关系罢了。还有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等于地球的重量等等,不过用日地距离除以某个塔的高度,用地球重量除以某个塔的自重,发现是多少倍,然后再加上一个“正好”来描述它。用“正好”来描述数字之间的偶然相等关系,就是把一种偶然性当作了必然性。

比如说吧,一般人的身长等于头高的七倍。这不过是发现了二者的数量关系罢了,这不是什么“正好”不“正好”的问题。如果把数字之间的关系都加以“正好”二字,那么这种“正好”就太多了。1加1正好等于2,2乘2正好等于4,长安街的长度若乘以多少倍会正好等于金字塔高度的多少倍,会正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等于太阳到月亮等等等等的距离。像这样的正好,每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个。所以并不是一种“正好”的关系。

《金字塔》文所提供的有关金字塔本身的数据具有这样的不精确性和偶然性,由此出发,来探讨“河图”和金字塔的数字关系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也就不能不使人更添一层疑虑。

《金字塔》文第二段叙述“金字塔与《河图》的内在统一”,看来,作者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些外在的相似或巧合,也认为必须是内在的统一才有科学价值。作者所举出的内在统一的例子,首先是金字塔的高度腕尺280除以它的底边长440腕尺,得0.63636……。而《河图》北方之数除以东方之数,其商“正好”也为0.63636……。为什么如此巧合呢?作者解释说,原来280比440约分后为7比11,而《河图》北方数与东方数之比也就是7比11。那么,为什么要用《河图》的北方数除以东方数,而不是其它呢?作者说,这是由于金字塔最重要的方位是北方和东方。然而,若用最重要的方位相比,就都应该用最重要的方位,《河图》最重要的方位可不是北方和东方,至少没有充分理由这么说,作者也没有这么说。那么,用金字塔最重要的方位到《河图》中寻找相应的方位数,却不管这数的方位在《河图》中是不是重要方位,这样比较出来的相等关系也就很难说是“正好”的什么关系了。

这里的所谓“正好”关系同样存在着前边已经说过的任意选择的问题。为什么要用金字塔高与底边长相比,而不是用其它,比如说用高的两倍或几次方和底边周长或底边长平方等等。而那《河图》的中心数与某方之数,西方与南方之数等等,它们的比又正好和谁相等呢?这样的相等关系其内在联系又在什么地方呢?

为了说明数字之间这种相等关系有什么价值,我们来讲点与易数有关的历史。

《汉书.律历志》载:汉武帝时代,一批天文学家造出了新的历法。新历法取每月为29又43/81天。这等于说,把一天分为81分,而每月有29天多49 分。依此为根据,很容易推出,每月有29乘81再加43分,为2392分。但是后来刘歆说,这个数据是“推大衍象”得来的。其方法是:

因为元是1,春秋是2,三统是3,四季是4,所以要把它们相加,得1+2+3+4=10。

由于四类数“合而为十,成五体”,所以10要乘5,得50。这就得出了“大衍之数”。

《易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应50-1=49。减一的意义,据刘歆说,是因为“道据其一”。

然后再“象二二之”,“象三三之”,“象四四之”,得:49乘2乘3乘4,等于1176。

因为新历法十九年七闰,在占卜时要归奇挂一,所以再加19和1:1176+19+1=1196。

由于占卜时要“再扐”,所以要乘以2:1196乘2=2392。

于是,每月的分数,即“月法”就计算出来了。在刘歆看来,他这样得出来的结果,也是正好相等。并且,刘歆还用这样的方法,“推算”出了一系列历法数据,包括五星会合周期这样非常庞大的数据。

所谓金字塔和《河图》的高度对应关系,也就是刘歆的易数和历法数据的分毫不差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对应关系价值如何?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现在的人们也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问题还不仅如此。即使《金字塔》文所说的数据对应关系其价值确如该文作者所说,那么,还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存在:为什么《河图》与金字塔的统一关系成立,就能证实或进一步证实“《河图》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河图》数和金字塔数之间的对应或者说是统一,与中华文化的源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呢?

至于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的能量场,《讯》说是“发现”,还要“经进一步实验证明”。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实验能够证明“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果然能产生能量场,并且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不过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期待是注定要落空的。我诚心希望,我这据以往经验所作出的判断是个错误。我也衷心地希望,我国的科学会出现一个奇迹,可以不投入能量就产出能量,易学数表的物理模型会成为我国的新能源,甚至完全取代旧能源。

然而这一切,其基础都与《河图》有关。或者说,都是在对《河图》研究的基础上所发现的。因此,我们应该专门谈谈《河图》。

二 《河图》发展史

这几年来,揭开《河图》之秘的文章不断涌现,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这几篇文章是其中最突出、且宣传声势也最大的。要揭开《河图》之秘,首先应该弄清《河图》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看法。

《金字塔》文最后说道:“如论证《河图》与金字塔是统一的话,则《河图》出现的年代至少应在4500年以前。如此以来,《河图》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时间上便符合了”。这个说法非常重要,它说明,要证明《河图》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河图》问世的时间问题。倘若《河图》是后来,比如说是宋代才出现的东西(这是事实),那就不能说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作者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努力要证明,《河图》是4500年之前就出现的东西。那么,和金字塔即使确有作者所说的那样的统一性,是否就能证明《河图》出现于4500年之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无暇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先记住,《金字塔》文认为自己证明了《河图》出现于4500年之前;至少说,该文在力图证明这一点。

同时,《金字塔》文也注意到:“目前人们见到的《河图》宋代时才传出,与其内容一致的论述汉代才有”。《突破进展》一文也说,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然后列举了一系列学者的名字,接着说道:“有些人还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容有所论述,只是未将其描绘成形”。到了宋代,才“由陈抟正式传出”,并且得到刘牧、邵雍、周敦颐、苏轼、王安石等人的支持。

在这短短的论述中,蕴含着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只能先关注这样的问题:这由黑白点所组成的《河图》到底是什么年代才出现的东西?根据《金字塔》等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 宋代才“传出”是什么意思?才“传出”,应是以前就有,只是不为人知。《河图》在汉代尚未描绘成形,那么,《河图》的描绘成形应是在汉与宋之间了。在汉、宋之间,是谁?为什么把《河图》描绘成形呢?

2 若《河图》是在汉与宋之间才被描绘成形,那么,这未成形的的东西能叫做“图”吗?也就是说,汉代人所说的未成“形”的东西能叫做“图”吗?

3 《河图》在汉代尚未成形,那么,在伏羲时代,在4500年之前,又有个什么东西呢?伏羲又是根据什么来画卦的呢?要知道,所谓《河图》,说的是龙马从黄河水中背负上来的“图”;而所谓伏羲则《河图》画卦,是说伏羲看到了这龙马负上的“成形”的图才画的卦。假若没有这成形的图,那又怎么能说伏羲据《河图》画卦?假如伏羲当时已有这成形的图,它又是何时失传,以致汉代尚未描绘成形,而后人又是根据什么来描绘成形呢?后人的描绘可靠吗?

我们希望读者先反复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来考察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和我们下面将要说的有关《河图》的知识,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古人所说的《河图》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河图》问题发展史分为几个段落。

1 先秦《河图》说及后世评论

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最早记载《河图》的书是《尚书.顾命篇》。说的是周成王死,康王继位。在即位大典上,陈设着许多国宝,其中有一件,就是“河图 ”。但是,这“河图”是什么样子?它从何而来?其意义何在?《尚书.顾命篇》都没有说明。而由此,也引起了至今我们还在进行的无穷无尽的争论。

也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到宋代,黑白点《河图》问世了。其拥护者说,这由黑白相间的点所组成的图,就是伏羲时代龙马所负、出于黄河、伏羲则之画卦的图。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刘牧的《易数钩隐图》。后来由朱熹认定,从朱熹以后,到清代之前,遂成为学术界的定说。

不过所谓定说,只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反对的意见。

最早对《河图》持不同意见的应是和刘牧老师孙复同学的胡瑗。胡著有《周易口义》,其中说《易传》中的“圣人则之”,并不是则之画卦,而是“法则其时,以行其事”。既然不是则之画卦,《河图》也就失去了和八卦的联系,由此出发的一切说法也就都难以成立了。继胡瑗之后,是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他不仅揭露则《河图》画卦和仰观俯察画卦说的矛盾,而且根本否认有“河出图”这回事,并因此否认《系辞传》为孔子所作。欧阳修对《河图》的态度为何如此激烈?我们有机会再说。接着就是程颐,他说,观兔子也可以画卦,何必《河图》!(见《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四》)

问题还不只此。问题还在于,他们虽然都说的是《河图》,但指的并不是同一件东西。就是说,他们说的《河图》,并不都是那些黑白点。胡瑗《周易口义》:

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八卦,则八卦不当言伏羲所画也。

欧阳修《易童子问》:

《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

在胡瑗和欧阳修的心目中,所谓《河图》,就是八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他们的这种观念,则源自汉代的孔安国、刘歆、王充等人。希望读者能够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对我们下面的讨论是重要的。

后来有程颐的再传弟子薛季宣。他认为,《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乃是一种地图:

《春秋命历序》:“《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谶纬之说,虽无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弃也。信斯言也,则《河图》、《洛书》乃《山海经》之类,在夏为《禹贡》,周为职方氏所掌,今诸路《闰年图经》、汉司空《舆地图》、《地理志》之比也(《艮斋浪语集.河图洛书辨》)。

也就是说,薛季宣认为,所谓《河图》,乃是一种带有文字说明的地图。而薛的意见,其前驱者也是汉代人。《春秋命历序》作为纬书,其妖妄在于它自命所载是神的预言,或者是孔子所作;但其中所反映的汉代人的意识,是确实的。它说明,在汉代,有些儒者,不仅不认为《河图》是黑白点,也不认为是八卦,而认为是一种地图。至于这种意见在汉代居于什么地位,我们以后再作介绍。

南宋项安世作《周易玩辞》,其中引用姚小彭的话指出,刘牧不过是把古来相传的九宫数作成了《河图》,而把五行生成数作成了《洛书》,至于《河图》、《洛书》,并不是刘牧作的那个样子。项安世认为:

窃意图者必有八卦之象,书者必有古文字之形,而今不传尔。

此外,在南宋,反对黑白点《河图》、《洛书》,甚至连带认为《系辞传》也不是孔子所作,说河、洛出图书事纯系怪诞妖妄者,还有杨简(《杨氏易传》)、叶适(《习学记言》)、赵汝梅(《易雅》)等人,还包括朱熹的弟子林至(《易裨传》)以及宋元之际的俞琰(《读易举要》)。他们大都明确指出,现在的黑白点《河图》、《洛书》不过是刘牧首先根据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所画的,并不是什么《河图》、《洛书》。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辗转到了明代,其有开国之功的儒臣宋濂,否认以“数之多寡”为《河图》、《洛书》,他说:

唯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河图洛书说》)

明朝后期,则有归有光,他坚决主张废除《河图》、《洛书》,因为从汉代以来,有关《河图》的纷纷争论,就说明不论是黑白点《河图》还是什么别的《河图》,都是不可靠的。(见《易图论》)。

清朝初年,精于考据的乾嘉学派的先驱者们,纷纷著文、著书,反对黑白点《河图》,揭露这样的《河图》不是《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而是宋朝才出现的东西,因而不是《河图》。其中最著名者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学辨惑》,毛奇龄的《河洛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等。他们共同的认识就是,那黑白点《河图》、《洛书》决不是《尚书》、《周易》中的《河图》。黄宗羲和毛奇龄还指出,《尚书》中的《河图》应该是山川地理形势图。黄说:

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隘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

毛奇龄和黄宗羲对图、书的看法相同,他说:“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皆典籍之类”。

在二黄、毛、胡之外,当时的易学名家,如惠栋等人,一反过去《周易》著作之前必画上黑白点《河图》的作法。他们的著作,一幅易图也不画,对《河图》,进而对所有易图,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惠栋《易汉学.辨河图洛书》,分析了宋朝的黑白点和汉代的九宫数、五行生成数之间的关系说:

其说皆与《河图》合。然康成、仲翔未尝指此为《河图》。则造此图,以为伏羲时所出者,妄也!桓君山曰:“河图、洛书俱有兆,然而不可知”。乃知汉以来,并无图、书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图”。东序《河图》,后人安得见之?虽先儒皆信其说,吾不敢附和也。

是的,黑白点《河图》、《洛书》的点数,和汉代的九宫数,和郑玄、虞翻等人所说的五行生成数确实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郑玄、虞翻并没有说它们是《河图》或《洛书》。况且孔子已说黄河里不再出图,后人如何能知道《河图》的样子呢?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汉代以来,并无图、书之象。那么,黑白点《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就只能是后人的伪造。所以虽然以前的儒者几乎都相信这黑白点《河图》,但他,是不愿意附和的。在这里,惠栋表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真正的勇气和科学精神。

对于汉代的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和黑白点《河图》、《洛书》的关系,毛奇龄曾作过一个比喻。它非常恰切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故附载于后:

浸假《河图》既此图,则此图固康成所注者也。其于《大传》“河出图”下,何难直注之曰:所谓《河图》,即揲蓍所称“大衍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龙图发,其书九篇。则其非衍数、《河图》截然两分,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乎!

昔有拾枯鱼泽中,而以为神也。丹镬而享之,曰鲍君神。然不禁遗鱼者之还见之也,趣使烹食。而人争为神不已。遗鱼者曰:“此固吾所遗之物也,而神也乎?”(其事见《风俗通》)。邻有购鼎者,误得一釜。而争之,或称三牺,或称九牢,终岁不决。乃就范者而咨之。范者曰:“此非吾所制五熟釜乎?”购者尚争曰:“五熟岂无鼎?”曰:“五熟固有鼎,而吾所制非是也。”而于是争者始息。(见:吴氏《东冈丛记》)

这是从北宋刘牧以来,学者们关于《河图》、《洛书》争论的情形。我们这里主要列举了反对派的意见。实际上,这派意见在整个宋、明直到清代,是少数派。不过学术的是非是不能以拥护者人数的多少来评判的。

从西方学术传人中国以后,学者们开始用新的方法和视角去评判历史上学术的是非。学者们在细节上或许有许多分歧,但在主要之点上,基本接受了清代初年学者们的意见。认为这黑白点《河图》不过是宋代才出现的东西,因而并不是《尚书》和《周易》中所说的《河图》。那么,它也不是什么画卦的根据,更不是什么中华文化的源头了。

这几年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揭开《河图》之秘的声音彼伏此起,去年后半年,遂出现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这组文章。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尚书》和先秦时代各种著作中所说的《河图》呢?比较起来,黄宗羲的说法是最为可信的:《河图》不是龙马从黄河中背负上来的神物,也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是当时各地向中央政权呈报的、带有文字说明的地图。

双方在争论中,都援引了汉代学者的意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也列举了一系列汉代学者的名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那么,汉代的学者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们所说的《河图》是件什么事物呢?

2 汉代的《河图》、《洛书》都是一本书

我们先来分析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提到的几个学者的论述。

首先明确说明《河图》是什么的汉代学者,据文字记载,似是孔安国。我们在这里用了一个“似”字。因为我们不敢断定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孔安国的意见一见于《古文尚书传》,即被清代学者闫若琚证明其为后人伪托的所谓“伪孔传”中,其文为:

《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据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

这段话意思并不明确。《河图》到底是八卦呢?还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据前半段,《河图》是什么似乎可有不同理解。我们不是要这样地吹求,因为何晏《论语集解》中所引孔安国对于《河图》,是这样说的:

孔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

这段话意思明确,没有歧义。《河图》,就是八卦。那么,《河图》到底是八卦,还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呢?同样说是孔安国所说,意思却这样分歧,难怪后人不仅证明所谓《尚书》孔传为伪,而且也怀疑何晏所引是否真实。

不过,无论这些话是否孔氏所说,可信的是,在汉代一些学者中,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一种认为《河图》是据以画卦的事物。这样,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并不像《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往下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情形和《突破进展》一文所说,是恰恰相反。

第二个对《河图》问题表态的是刘歆。班固赞同他的意见,所以收入《汉书.五行志》。《突破进展》一文中所提到的班固的意见,实际是刘歆的意见。这意见说:

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初一……威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

刘歆和班固确实认为《河图》是八卦之源。但《河图》是什么?似乎仍不明确。因为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河图》就是八卦。但《洛书》是什么?却清楚明白,它就是《尚书.洪范篇》中那六十五个字,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王充在他的《论衡》中对《河图》多有讨论。其《正说》篇道:

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

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

王充的意见,是从孔安国、刘歆一路而来。不过他的意见明确:《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则是《洪范》九章。

孔安国、班固(实际是刘歆)、王充,都是《突破进展》一文引为同道的汉代学者,他们的意见能给《突破进展》以什么支持呢?即使他们说了《河图》是八卦之源,他们说的《河图》和黑白点阵也根本不是一回事,何况他们明确说了《河图》就是八卦呢?至于 《洛书》,则刘、班、王都很明确,它是《洪范》篇,或是其中一段话。总之是文字,是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扬雄《核灵赋》:“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至于《河图》、《洛书》是什么样子,则没有发表意见。在《太玄.太玄图》中扬雄说过“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明,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有人认为,这是扬雄对《河图》样子的描绘。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太玄.太玄数》中,扬雄说:“九窍:一六为前、为耳,二七为目,三八为鼻,四九为口,五五为后”。所谓“共宗”、“共明”、“成友”、“同道”等等,正是对耳、目、鼻、口的描绘。这与《河图》或《洛书》不相干,更与黑白点阵的《河图》不相干。

还必须指出,上述学者关于《河图》、《洛书》的意见,在汉代学者中,是少数派的意见,就像从胡瑗到胡渭在宋元明清的学者中是少数派一样。那么,汉代多数学者,或者说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见是什么呢?若套用京剧《红灯记》中一句念白,则可这样说:“就是一本书。”

上面曾经提到的王充,在《论衡.实知篇》说道:

案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图》、《书》。“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

依王充此说,则《河图》是有文字的,不仅是八卦图像。

《汉书.王莽传》载,泾河岸边山崩,阻塞河道,以致泾水倒流。王莽派王邑去视察,回来报告情况,于是:

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

也说明汉代确实有《河图》存在,而这《河图》,乃是一种记载各种预言的书。

这样的书,还有确定的篇数。《春秋说题辞》载:

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

郑玄把这种说法带进了他的《周易注》中。据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在《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下,李引郑说道:

郑玄曰:“《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 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

郑玄还曾注纬书。在《易乾坤凿度》“而后有《河图》八文下”下注道:“《河图》者,河中得天书文图,韶龙衔出”。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所谓《河图》,就是天书。《突破进展》一文也举出了郑玄的名字,这就是郑玄明确表示的、对于《河图》、《洛书》的意见。郑玄认为,这九篇、六篇,就是《易传》中所说的出于黄河、洛水中的图和书。郑玄的这个意见,也被孔颖达写进了他的《周易正义》。这表明,在汉唐时代正统的、或被官方定为标准读本的易学著作中,郑玄的意见是被承认的,并且带有权威性的。

至少在东汉时代,这九篇、六篇之说,也不是郑玄个人的意见,或者仅仅是《春秋》纬的臆说,而是由当时的国家所确定的。《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曾上书,要求禁绝谶纬。他认为,谶纬中的预言,是荒诞不可信的。他举例说:

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

这“八十篇”和所谓“篇录已定”的《河》、《洛》、六艺是什么关系?唐代李贤注道:“《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具体的说,这八十一篇,包括《河图》、《洛书》类五九为四十五篇,六艺即六经类四九共三十六篇。合计为九九八十一篇。张衡认为,这八十一篇是正宗的学问,是由国家“已定”的标准读本。而那四十五篇,则是由九篇《河图》、六篇《洛书》加上它们的解说即纬书组成。这些书,至少隋代还存在,唐初还可以见到,所以由唐代学者修撰的《隋书.经籍志》中说: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说,《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记载的是从黄帝开始,历代圣人所接受的上天指示的原文。此外还有三十篇,是九位圣人,其中包括孔子,对这十五篇的注释和发挥,也就是《河图》、《洛书》的纬书。依此推断,《河图》、《洛书》应当是经,是和六艺并列的经书。而且,这《河图》、《洛书》也不是出于伏羲时代,而是从黄帝以下,历代帝王所接受的天命的本文。这就和什么据《河图》画八卦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至今为止,我们在讨论《河图》、《洛书》问题时,几乎还没有提到汉代易学家们的意见。据历代正史所公认的汉代易学传承,大体是从田何开始,递传至丁宽、田王孙,分化为施雠、梁丘贺、孟喜三家,又有自称传自焦延寿的京房系统,这四家,都立于学官,是被承认为正统的学问。东汉的易学家,则有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虞翻等人。民间则有费直系统的古文易和高相的易学。这些易学家们没有一人主张《河图》是画卦的根源,包括上面提到的郑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一般说来,我们不能仅靠列举若干思想家的言论,就认为当时的学术界都作如是观,在《河图》、《洛书》问题上就更是以此。汉代易学家们不认为《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这和九、六篇被认为是“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完全一致。这才是汉代学术界和汉代易学界对《河图》的定论。而《突破进展》一文说“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汉代学者们所说的《河图》、《洛书》完全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这些学者,也包括《突破进展》一文所列举的那些。

《河图》所载的“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都有些什么内容呢?《隋书.经籍志》说是“以纪易代之徵”。前述《春秋命历序》道 “《河图》,帝王之阶”,都说出了《河图》、《洛书》的最本质的内容。“易代之徵”就是“帝王之阶”,“帝王之阶”就是“易代之徵”。它说的是由谁该做帝王,是改朝换代的预言。这些预言,是上帝的指示,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个什么预言都可以被载入《河图》的。至于“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那是帝王要统治这块地方,所以要赐给他一付地图。这和薛季宣到黄宗羲对《河图》内容的推断也是一致的。当然,这都是些最核心的内容,并不是全部。围绕这些核心,还有各种各样的预言和说明。这些内容,曾被历代学者不断搜集起来,其中最近因此也最全的,是日本安居香山等先生所编的《纬书集成》,其中的《河图》、《洛书》部分,就是汉代九、六之篇所残存的内容,从那里,还可看到汉代《河图》、《洛书》的大概面貌。可惜长期以来,学者也把《河图》、《洛书》的内容和其它纬书同样看待,其实,《河图》和《洛书》还有自己的纬书。那纬书被认为是孔子等人作的,不是所受天命的本文。

那么,《河图》、《洛书》不是用来画卦,它是用来作什么的呢?简而言之,就是指示该由谁做皇帝。所以在一个长时期里,《河图》和《洛书》成了某人该做皇帝的天命根据。见于正史,第一个以《河图》、《洛书》做天命根据的,便是汉光武刘秀。《后汉书.祭祀志》载,东汉建立以后,臣子们屡次上言,要求封禅,刘秀不允许。建武三十二年正月,刘秀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于是命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的问题。梁松等从《河图》、《洛书》中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说明刘秀应该封禅。于是就在这一年,刘秀登封泰山。其告天文书列举了《河图赤符》、《河图会昌符》等书有关刘秀该做皇帝、应该封禅的预言之后说:

《河》、《洛》命后,经纬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予舜庶,后裔握机。

但是后来发生了王莽篡位的事,于是刘秀起兵,统一了天下。并且制礼作乐,修建明堂和学校,兢兢业业地进行治理。只是根据《河图》、《洛书》,皇帝才敢来泰山封禅告天:

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

刘秀的告天文书,说明《河图》、《洛书》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六经所没有的。

刘秀之后,第二个引《河图》、《洛书》为称帝根据的就是曹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当时群臣向曹丕上劝进表,纷纷援引《河图》、《洛书》。太史丞许芝表称:“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 ”。“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郎等表称:“《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曹丕仍然不允。这三位又率九卿上表:“伏惟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于是曹丕答应了。择日告天,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

这段往事,不仅告诉我们《河图》、《洛书》是什么,还告诉我们,所谓圣人“则之”(许引作“效之”)当时作如何理解。那就是按它的指示去做。而不是什么据之画卦。许芝是汉朝臣子,他的理解,当代表着汉代世世相传的正统理解。

刘备做皇帝,许靖、诸葛亮等人上表称:“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徵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谶记,咸悉具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至此为止,我们离《河图》为八卦之源的所谓“定论”不知有多么遥远了。那么,这样的《河图》为什么后来竟不再被人相信,并且代之以黑白点阵了呢?也就是说,刘牧为什么要创作那样的《河图》,并且还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呢?应该说,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作用,而是几百、上千年间,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的产物。是这样的《河图》、《洛书》自身的内在本性造成了自身的毁灭。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从曹丕以后讲起。

3 魏晋隋唐时代的《河图》事件

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引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魏明帝时,又出现了新的《河图》:

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像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闸关盖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东,凤鸟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苍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在中,大吉开寿,此马甲寅属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

曹魏君臣认为这是祥瑞,颁示天下。魏明帝的诏书有“宝石负图”,“文字告命”等话。太史令高堂隆上言,认为这是“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所谓“东序世宝”,就是说,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周康王即位大典时陈列于东序的《河图》。魏明帝只是讨厌“讨曹”的“讨”字,命人凿成“计”字,但第二天就又恢复了原样。《三国志.魏书.管宁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后来,此事被收入《宋书.符瑞志》。但《宋书》认为,这乃是司马氏将要代曹的祥瑞。苏轼支持《河图》、《洛书》的存在,其根据就是这件事。

我们当然不相信这是上帝所赐的祥瑞,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件东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河图》观念。他们所说的《河图》就是这个样子。上面有“易代之徵 ”和“帝王之阶”。因为仙人骑马“大讨曹”,分明是为司马氏代曹制造舆论。也有八卦及星象等等。这也分明是按照汉代以来的《河图》观念所制造出来的东西。

北朝时期,就在曹魏时代出现石文的地方,又出现了五块石头。上面记载者北魏历代皇帝的名字和享国年数,比如道武帝“应王,载记千岁”,昭成皇帝“继世四六,天法平”等等。恒农王奚斤上奏说:“王公以下,群司百辟,观此图文,莫不感动”,说“伏羲有《河图》、八卦,夏禹有《洛书》、九畴”,但是,都不如今天:“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魏书.灵徵志》)也就是说,北朝君臣,认为这些石文,就是《河图》、《洛书》一类事物。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君主,许多都程度不同地利用过《河图》、《洛书》及其它谶纬预言所提供的天命根据。自然,在野的反对派也会利用这些预言,去制造动乱。这对于已经掌握了政权的统治者是非常不利的。于是,从南朝齐、梁时代开始,就下令禁止这类书籍。到隋代和唐代,禁止就更加严厉。这种禁止的行动表明,作为社会统治者的国家政权,已经感到了这类预言的荒谬以及对自己的威胁,因而不大喜欢这类东西了。

从南朝开始,则《河图》画卦逐渐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宋书.符瑞志》记载了历代《河图》出世的情况和内容,其中也包括伏羲时代,并且说伏羲据《河图》画了八卦。到唐初,孔颖达作《周易正义》,正式承认了则《河图》画卦说。不过孔颖达补充说:“伏羲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至于《河图》是什么?孔还只能据郑玄的九篇、六篇说和传为孔安国所说的《河图》是八卦,《洛书》是九畴说。就是说孔颖达所说的《河图》,也不是那些黑白点阵。

唐代武则天时期,又出现了新的《河图》事件。武则天执政,武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命雍州人唐同泰献给朝廷,说是得自洛河水中。于是这块石头被命名为“宝图”。然后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还有外国使节,到洛河边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后来,宗楚客让赵延禧向武则天陈说符命,第一件就是所谓“洛水图”。假如说这石头出自黄河,那它就是《河图》。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唐朝君臣的《河图》观。而这件事,也再次暴露了所谓《河图》的荒诞和虚假性质。

虽然如此,直到五代时期,史臣作《唐书》,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河图》观。《旧唐书.五行志》前的序言说“昔禹得《河图》、《洛书》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宝之”。

4 宋初的天书事件和《河图》观的变迁

宋代前期,在和辽国的军事对峙中一直处于劣势。宋真宗时期,好不容易打了一个胜仗,但朝野上下的怯战情绪,使宋朝作为取胜者却应允每年向辽国进贡赔款。为了用政治行为来弥补军事上的耻辱,王钦若劝宋真宗登封泰山。但是登封需要祥瑞。于是君臣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

钦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几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也”。帝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乃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久之乃可。(《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但是宋真宗还是不放心。于是他找到了杜镐:

然帝意犹未决。它日晚,幸秘阁,唯杜镐方值宿。帝骤问之曰:“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邪?”镐老儒,不测帝旨,漫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言偶与钦若同。帝由此意决。(同上)

于是造天书,搞封禅,举国若狂,乌烟瘴气。宋真宗死,宰相王曾等说,天书是先帝的,就让它陪葬先帝吧。

宋真宗所说的《河图》,就是天书。而他造的天书,就是没出于黄河的“河图”。陪葬宋真宗的不仅是天书,而且是数百年来的《河图》观。这次事件,即使伪造者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所谓《河图》是怎么回事。因此造天书、搞封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使宋代朝野在多年之后还谈此色变。欧阳修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由此我们就很好理解他对《河图》的反感了。

老的《河图》观念破产了,给新《河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宋真宗死后不久,刘牧就造出了新的《河图》,即由黑白点阵所组成的《河图》和《洛书》。

5 刘牧造新《河图》

刘牧生于1011年。宋真宗去世那年,他十一岁。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在仁宗一朝。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易数钩隐图》。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了易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由见四象所由之宗”。依《易传》“太极生两仪”说,则四象生八卦。既然“象由数设”,即四象产生于数;那么,数也就是八卦的根源。

汉代以来,易学家们总是把《易传》中的“仰观俯察”说作为八卦来源的定说,即认为八卦是圣人伏羲观察天文地理等等而作的。依此说,则八卦的来源就是天地之间的那些物象,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到虫鱼鸟兽,包括程颐说的兔子。但刘牧说,这个说法不对。他认为八卦源于四象,而四象源于数。就笔者所知,在易学史上,是刘牧率先把数作为卦象的源泉。对于解释八卦的起源,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

刘牧继续说,以往的学者,对于经文的注解,都非常精妙;但对于“天地错综之数”,则“语惟简略”。这是一个非常客气的批评。事实上,他认为以往的学者不仅是“语惟简略”,而且是根本错误。在正文中,他列举了历代对“大衍之数”的说明。比如京房认为是十日、十二辰加二十八宿,马融说是太极北辰加二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荀爽说是六爻乘八卦加乾坤二用。郑玄、王弼、姚信、董遇等,又是另一种说法。刘牧说:“若以天地之名数强加配偶,则靡所不可”。这是 “强立其义推而究之”。

刘牧的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这确实是观物取象说的根本缺陷。而刘牧,他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易数钩隐图序》)

这里也说得明明白白,是刘牧自己,采来天地之数,把它们“点之成图”。这样的图,共五十五幅。其中一幅,就是所谓《河图》。刘牧这样作了以后,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狂妄,于是加以解释道:

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耳。

是的,他不否认自己的狂妄,但他认为自己所作并不是妄为穿凿,而是根据“定数”、“定位”作的,即,是符合易之道理的。

后人往往把黑白点《河图》的著作权授给陈抟,其实这是出于对朱震那个《进易传表》的误解。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只有留待来日了。

刘牧所造图共五十五幅。其第一幅是《太极图》,以下即是两仪、四象、天地之数、大衍之数等等。《河图》是第四十九幅。以下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分别是《河图天地数图》、《河图四象图》和《河图八卦图》。通过这些图,刘牧就说明了《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即说明了四象、八卦如何从《河图》中产生的。

说到这里,让我们来看看《突破进展》一文对自己所作出的高度评价:

这些成果的取得,关键在于我们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比较深入研究,终于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

但由于陈抟、刘牧等人并未讲清《河图》与八卦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怀疑、否定《河图》、《洛书》之说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欧阳修。

但是,朱熹本人也未弄清《河图》与八卦之间的关系,因此反对派观点始终存在,并经宋、元、明、清一直争论至今,成为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千古不解之谜。

现在,这千古不解之谜终于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解开了,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真是应该庆幸能够生于这样的时代。突破进展一文的结论是:

1、 《河图》中确实蕴含着太极、两仪、四象与八卦;

2、 《河图》中四象与八卦不仅有性质及位置的规定,而且有更重要的数的规定;

3、 《河图》与先天八卦生成图(顺序图)是统一的,二者结合起来方可揭开《河图》与八卦关系之秘。

因此,孔子、朱熹及历代儒学、道学之士数千年来坚持的观点终于得以证实。

实际上,第一,这里说的《河图》只是刘牧开始“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而创作的《河图》。因此,是八卦出现在先,而这黑白点《河图》出现于后。第二,刘牧之所以要创作这黑白点《河图》,就是为了要说明八卦的起源,并且也一一指明了《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所谓黑白点《河图》和八卦的关系,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谜,更不是什么千古之谜。

当然,刘牧对于黑白点《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的说明,并不是人人赞同。而且不仅是不赞同刘牧所说的黑白点《河图》和八卦的关系,还不赞成刘牧所造的《河图》。刘牧以四十五点为《河图》,有人说,不对。他把四十五点作为《洛书》,而认为表示天地全数的五十五点才是《河图》。到朱熹,使五十五点为《河图》、四十五点为《洛书》成为定说。《突破进展》一文中所使用的,不过是朱熹认定的《河图》而已。在这里,就又有一个真《河图》和假《河图》的区别问题了。要证明这黑白点《河图》和金字塔的“高度”统一,证明《河图》中蕴含四象、八卦等等,首先应该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所载的这几篇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作者有这样的企图,更不知作者将如何判断刘牧《河图》和朱熹《河图》的真伪。

至于说这黑白点《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也是宋、元、明、清时代易学家们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有的用刘牧《河图》去说明八卦的来源,有的用朱熹《河图》去说明八卦的起源。由于刘牧的《河图》就是朱熹的《洛书》,而刘牧的《洛书》就是朱熹的《河图》,所以也有人用《洛书》去说明八卦的起源。在这些说明中,有人说的是先天卦序,有人说的是后天卦序。他们都有一番道理,都说自己解决了《河图》、《洛书》和八卦的关系问题。江永的《河洛精蕴》,不过是这些说法中的一种罢了。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作出的成果,说是这些说法的其中之一,是对的;说从刘牧中经朱熹包括江永到如今,历代易学家都未能说清《河图》和八卦的关系,而只有他们才解开了这千古之谜,是言过其实的。

刘牧在创作这些黑白点阵时非常清楚,在他以前,人们所说的《河图》,并不是这些黑白点,而是记载“天神言语”的天书。但是他认为,这些学者们全错了。在《易数钩隐图.龙图龟书论》中,刘牧列举了《春秋》纬的九篇、六篇之说,孔颖达《尚书正义》关于《洛书》“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而云天与禹者,即是《洛书》也”。以及《汉书.五行志》所载的刘歆的说法。并且指出,从此以后,“诸儒更载天书言语字数之说。后乃还相祖述,遂以禹亲受《洛书》而陈九类”。但是他说:“天何言哉!圣人则之,必不然也”。是的,孔子已经说过,“天何言哉”。天不言,哪有什么记载天神言语的《河图》和《洛书》!因此,“今诸儒以为禹受《洛书》,书载天神言语,陈列字数,实非通论”。

宋真宗时,儒者孙奭曾上言反对天书,说“天且无言,安得有书?”(《乞斩朱能奏》),建议杀掉那进献天书的小人。现在,刘牧又把孙对天书的否认推广到整个古代,认为从古以来所有的天书,所有的记载天神言语的《河图》、《洛书》全是虚妄,是伪造的东西。这种否认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如何?值得另作研究。然而这个否认本身,却再清楚不过的说明,那黑白点《河图》、《洛书》,完全是由刘牧开始创作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华文化的源头,而是,也仅仅是,中华文化这浩荡之河流到宋代所加入进来的一滴水而已。

对于易学来说,刘牧创作这黑白点《河图》,是为了扭转观物取象说中“义有多端”,“强加配偶”的现象,但他却没有想到,在这黑白点《河图》出现以后,这义有多端、强加配偶的现象不仅没有扭转,反而愈演愈烈。有人把这个当成《河图》,有人把那个当成《河图》,有人这么配八卦,有人那么配八卦,人们更加无所适从。这种现象仅仅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和刘牧批评观物取象说一样,这些配法都是不可信的,并且,这黑白点《河图》也和以前记载天神言语的《河图》一样,根本不是什么八卦的源。

近代以来,老一辈学者借助新的方法,曾对八卦的起源问题作了许多艰苦的探讨。有人说八卦源于人的生殖器官,有人说八卦源于占筮时所用的工具等等,等等,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是由上古的数字(是数“字”,不是数)演变而来。这些说法,和《易传》中的仰观俯察说一样,都各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各自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后这样的争论还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人们可以相信其中的一种,也可以都不信而另辟蹊径。若要从中选出一种最可信的,目前还有困难;但要从中选出一种最不可信的,那就是这则《河图》画卦说。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自认为有了突破性进展的,恰恰就是这最不可信的一种。

为什么说则《河图》画卦说最不可相信呢?第一,至今为止,人们作为八卦之源的《河图》,全是自己伪造的,是出现于八卦问世之后的东西;第二,《易传》中所说的“圣人则之”,本来不是说则《河图》画卦。汉代所有的易学家不这么认为,后来的许多学者也不这么认为,鄙人也有小文一篇专论此事(《国际易学研究》第二期)。

刘牧、朱熹以后,创造《河图》的事仍然没有结束。

6 刘牧以后新造的《河图》

刘牧以后新造的第一幅《河图》应是署名陈抟的《易龙图》。该图由“龙图天地未合之数”和“龙图天地已合之位”两幅图组成。这两幅图也是黑白点阵,其排列顺序及点的数量和刘牧的图十分不同。作者自称,这是伏羲时代,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图。这图出世不久,朱熹就指出它是伪书。在我们看来,朱熹的说法是正确的。在它的序言中说:“今存已合之位,世尚疑之。况更陈其未合之数耶?”这分明是自己说出,在它之前,已有一个“已合之位”在世。而这已合之位,应当就是刘牧的《河图》。因此,此书署名陈抟,实是伪托。不过从《河图》的发展史说,这当是在刘牧之后新造的一幅。

刘牧以后新造的第二幅《河图》,应是由朱熹确定的五十五点。据说是因为胡瑗的弟子阮逸反对刘牧,于是自作了一部《易传》,托名关朗,说五十五点才是《河图》,而四十五点则是《洛书》。后来蔡元定和朱熹采纳了阮的意见。阮逸所作之书和《易龙图》谁先谁后?难以判断。仅因它到朱熹才被确定下来,所以定为刘牧之后的第二幅。

第三幅是元代吴澄的图。他认为《河图》不是龙马从河中背了个什么东西出来,而是马背上的旋毛组成了如五十五点《河图》那样的图案;《洛书》也不是神龟衔了个什么东西出来,而是龟背上的坼纹组成了如四十五点那样的图案。于是,吴就把朱熹所定的图中那些点,都变成了旋毛或龟背的裂纹。这样的图也被许多著作所转载。河南省孟津县有个龙马负图寺,寺内石刻的《河图》就是一个旋毛的图案。

第四幅和第五幅是据明代开国儒臣宋濂说:“新安罗端良尝以《图》、《书》示人,谓建安蔡季通传于青城山隐者。《图》则阴阳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则为八卦;《书》则画井文于方图之内。绝与前数者不类。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颇祖于八卦,而坎离中画相交流,似于方士抽坎填离之术”(《河图洛书论》)。这是和黑白点阵思路完全不同的又两种《河图》和《洛书》。它们的创作思想,都不是以数为基础,把数说成八卦之源;而是以象为基础,把象征阴阳二气的图像作为八卦之源。这两幅图,姑称为罗愿(端良)图和谢枋得图。

此外,宋濂还提到:“近世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者即《河图》之说;又有九、十皆《河图》,而有一合一散之异,《洛书》既曰‘书’,而决非图之说。”可见朱熹之后,对于什么是《河图》的争论仍然十分激烈。并且以为《洛书》就是书,决不是图。这些争论归到一点,就是不承认那五十五点是《河图》。实际上,它也的确不是《河图》。

第六幅是由文字学家赵撝谦在他的《六书本义》中所公布的、今天称为《太极图》的阴阳鱼图。赵公布时说,这是龙马从黄河水中背负上来的图。也就是说,这图才是《河图》。并说这图是蔡元定得自青城山隐者。这幅图现在大家随处都可以见到,和那黑白点阵确实是绝不相类,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图原来是《河图》,而不是《太极图》,那时所说的《太极图》是周敦颐那几个圆圈上下重叠的图。

第七至第十幅是明朝后期朱谋玮,他一人造了四幅《河图》。说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收藏于皇家秘府,无人知晓。宋徽宗考古搜奇,才得以面世。

从文化的发展来说,这些创造活动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八卦来源所提出的新说,在易学史上,自应有它们的意义。但要说谁是八卦的来源,则谁也不是。

《四库提要》在《易类》提要之后评述道:

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及其解经,则缘*义爻象又绝不本《图》、《书》立说。岂画卦者一数,系辞者又别一数耶?夫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

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值得我们深思。

三 关于“和合数表”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若归结为一两个字,那么它就是“和”或“和合”。据《和合表》文所言,该图就是根据这个和合精神而作。这种归结是否正确,是可以另作讨论的。至于这个表,则很难说体现了“和合”精神。因为据《奥秘》文下所附“竞猜”一文所说,该表“呈上、下、左、右的整体对称 ”。“对称”,若换一种说法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是“相等的对立”。因而说它是对立斗争关系,也完全成立。

把数赋予一种什么精神或意义,是从毕达哥拉以来人类思想的一个极大的误区。

四 一点建议

在自然科学界,当一项重大发现要公布于世之前,是要由有关人士作出鉴定的。但社会科学界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规矩。因此笔者建议,有关人士共同努力,在社会科学界也立一个相应的规矩。凡被称为重大突破、重要发现、伟大成果等等者,应当在经过权威机构鉴定以后,才可公诸报端,或诉诸其它宣传媒体。凡未经鉴定者,只可说是一家之言,而不应由宣传媒体冠以重大成果之类的头衔发表,以避免对群众的误导。

书生腐见,仅供参考。

附记:在绍纲兄频促之下,拙文终于成稿。本欲万把字足矣,不料却长到如此。且又冷暖不均。长段至一二万字,短者才数行。写此类文章,其不愉快之程度,超过想像。是非功过任人,文责则自负而已。

1997年3月26-29日

附记二:本文有一万字发于《社会科学战线》,被人民大学所编资料转载;另二万发于《国际易学研究》2007-2-9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https://cn.chinese-blog.org/ tuenhai 按:初读过周易相关文章至少有几千篇吧,只看到李申教授对周易有比较科学的认识。所谓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在我国千年一贯的愚民教育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丧失了现代人应该具有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敢疑古,更不用说创新了。

周易的河图洛书没有秘密
https://cn.chinese-blog.org/he-tu-luo-shu-mi-mi/

作者 tuenhai:这个星球上对大道理解最为深刻的人,著有《道解相对论》《圣医治国——黄帝内经客观点评》《理性即慧根》《父母怎么教育孩子》。咨询微信或QQ (备注 tuen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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