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特异功能研究被拆穿,在复旦进行的“思维传感”联合测试,何宏

在复旦进行的“思维传感”联合测试

何宏

(15年前的科研笔记兼归档报告)

复旦大学的人体科学研究小组的数位同志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特异功能的诱发及训练工作,有关文章在许多人体科学文集上发表并为其它研究者所引用,该小组一直是我国的人体科学的一个重要基地1。他们的研究项目中主要包括有耳朵识字,思维传感,离体致动等特异现象,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

初期的研究集中于少年儿童的诱发及现象观察,后期出于实验工作的需要而在大学的农村籍民工中培养受试对象。他们在特异功能现象中所进行的最具有特色的项目是思维传感,对此我所曾经在90年与复旦大学进行过成功的联合测试,而且当时的结论是验证了思维传感功能的真实存在2

1995年年初,本文前两位作者在访问上海考查一例家庭“闹鬼失火”现象期间,拜会了复旦大学的同行,并表达了进一步的合作意向。这次准备的实验兴趣主要集中在思维传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的一些奇特的光学现象中。据称思维传感的过程中,功能人可以相当准确地对样品的色彩进行辩识,此外用不透光的黑纸所密封的相纸在特异感知之后,经冲洗后显示出正常的爆光3,4。可是光是如何进去的呢? 究竟是作弊偷看,还是多维空间的一种“操作”?或是将光子“搬运”到了像纸上?通过对环境光线进行适当的控制,我们认为此项研究是可能得到深入的。如果顺利,我们可能会取得理论及实践的重大进展,以光学现象为契机或可能发现人体科学的突破口

经协调及准备,1995年三月本文的前两位作者,前往上海进行实验。思维传感试验所用的样本提前由另一位作者在北京预先准备,从而保证对实验参加者的双盲控制。试验样本是这样准备的,在微机打印出的有96XYYY唯一性6号字体的号码的纸条上

1)用黑体打印上3号字体的六位数的随机数字, 2)用中号的水彩笔随机地写上色彩不一的六位数, 3)用彩笔写出色彩不一的中文双字词, 4)用彩笔写出笔划色彩不同两字,并辅以用杂色笔绘出的简单却难以用文字描述的图案

四种试样各五十个。试样先用牛皮纸包裹两层后,再封装在标示出同样编号96XYYY的牛皮纸信封中,保证不透光。信封先用胶水封好,接下来再在两端封口处骑缝写上日期,然后贴上透明的胶带纸,以防试验前被人开拆偷看。具体的实验中则用剪刀剖腹取样,然后进行思维传感实验。这样可以充分保证本实验中的样品不失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这种试样其实也极适合用作耳朵认字测试中的严格试样封装。由于试样早已由不在现场的人员制作完成,试验操作期间又是采用的是随机抽样选择试样的方式,这就保证了双盲性,最终使得实验的客观性及科学性得到保证

本文前两位研究者于1995年3月28日抵达上海,会同了复旦大学培养训练“功能人”的邵先生,以及孙时进博士及颜硕士。 双方科研工作者坦诚相待,感觉很好

根据经验和已作的准备,复旦大学的三位同志对思维传感和耳朵认字的可靠性很有信心,我方则认为只要本试验获得成功,便至少能确证特异功能的真实性,这便是突破性的一个重大的成绩。但是鉴于国内外近百年的复杂情况,我们一方面既较为乐观,另一方面又很小心谨慎,不敢过于盲目轻信

由于培养出来的实验对象是校内的农村籍民工,实验的时间便相应地安排在傍晚的业余时间,按以往的规律定在7:00-8:00,每周平均三次。因为功能人有8名,每次可进行4组的思维传感试验,只要能观察到可重复的严格试验,第一轮测验便告成功,这说明我方的出现不干扰功能的发挥。所以对于这种时间及频率上的安排我方还是很满意的。至于继续深入的机制探索问题,可留待秋天的第二次实验

3月29日,首次实验于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傍晚首次开始。为保障实验的成功率,也为了巩固受试者的自信心,我方主动建议,对测试的操作一如如过去。即不改变环境,也不改变主试人,一切仍旧如我们到达之前一样。于是测试在复旦大学的物理楼的一楼127房间进行。 当天共有八名功能人到场,7女1男。 复旦大学到场了四位研究者,邵先生、孙博士、颜硕士及一位物理系的大学生。为排除功能人的紧张不安,并增添功能人的合作信心,我们先作了热心的自我介绍,并对特异功能人进行了鼓励。原本我们是倾向于以旁观者的形式进行观察,但复旦的研究者则极力建议,请我们采用现场手写字样,交由功能人传送接收。于是在四位被指派为接收的功能人被带离现场后,我们又继续鼓励了在场的四位功能人一番,然后现场书写了由汉字词组成三个试样及一个四位数构成的试样。请在场者发送。7:50,接收者返回,敲门后得到充许方才入门。而听到敲门声后,房间内的监督人员已收好发送者的发送试样,而接收者则在入门时必须交付接收的结果。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实验程序是严格无漏洞的。但是本日的实验未能成功。事后据复旦的研究人员根据经验分析,过去的首次实验也经常地不成功,况且今日到场的观察人士过多,天气又阴暗有小雨,应当是正常现象,不必多心

3月30日,第二次的实验于次日即周六傍晚继续进行。当日天晴,到场的功能人只有五人。于是决定进行两组的思维传感,试样当场随机写出。剩下另外的一人单独进行致动实验,即现场写出一个试样,放入到装胶卷的暗盒中,功能人相距1M 多远,要求认出的字样并离体将纸条移走。这天,我们为免除不必要的干扰,请安排接收的两位功能人自行离去,到相距离发射场地100 M 开外的逸夫楼的一楼前厅接受信号。复旦大学的孙博士陪同我方主试二人单独控制发射方人员。结果传感组非常成功,但是致动失败

对初步的成功,我们实验人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这也予示着我们是可以就这一研究深入下去的。当我们兴奋地离开物理大楼时,出门便遇上了前来关心结果的邵先生,我们四位试验的主试人非常高兴地去宾馆的住处交流感触。但是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刻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此事最后对我们的整个这次实验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特异功能的角度来看,这好象一件特异的“心灵感应”的巧合。这天晚上我们所住的宾馆房间中,沐浴的温水奇怪地没有供应,而且洗脸间的灯泡也同时失灵,因此孙博士只好电话让工人来修。谁曾想这位中年妇女恰是过去的一位功能人的表姐,见到邵先生在室内,便悄悄地对我方一位测试者说,她了解那些“功能人”。她们都向她坦白说过,她们因贫穷的源故,是骗邵老师他们的,其实她们并无特异功能

可是当我们将此话转述给邵老师时,邵竟毫不在意地说道,她又不给钞票,那些人为何要给她做表演呢?不能说邵先生的话全无道理,可是转个角度他对自己的功能人似乎也太过于相信,而对这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性似乎太过疏忽。但是我们却认为此事必须认真地予以对待,联想到其它一些可疑现象,此事有可能未必一定是空穴来风。因为经验告诉我们,特异功能人的确常常躲避严格的实验测试,而且举止不符舍逻辑.这也就是说,这些人好象也的确是有心虚的地方

在邵先生走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研究人员之间的探讨,至到凌晨三点钟。我们分析这里好象只应存在着两种的可能性:有一种可能即功能人完全是作弊,采用的是研究人员所没有想到的办法,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是他们虽有功能,但是在自己的心理上,却有作弊的主观感受。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许许多多的功能人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做实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确有如此的本事,而人又不傻,相当精明,却为什么没有热情去提高自己的能力,或者到社会上去挣大钱?相反,复旦大学就曾有个别的人情愿去做学校里的非常的劳累的工作,也不愿意干这一行呢? 尤其是这帮人何以十多年来从不感兴趣提高自己的能力,并走向社会呢? 疑点很多,不得不小心

于是我们决定自此以后,我们始终派一个自己的人在暗中去房间的周围巡逻,查找可疑之处

4月1日,第三次实验。我们正式按方案设计的思路,采用了我方自北京带来的双盲试样。我方主试及孙博士同在室内主持实验,而三位接收者则按要求自行去百米外的逸夫楼接收信号。结果两组全对,另一组半对(即在6位数中认出了前三位)。但是暗中监视人员却发现,先有个黑影从窗台下跑过。而这三位接收人也早已在7:20分时已返回了物理大楼中。可是为何过了三十分钟之后才敲门报告呢?最大的一种可能是回来后在楼内完成了作弊行为,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怕做得太容易了,我们给钱少?我们检查了楼里楼外的门窗,可是依旧没有发现漏洞在何处。 传话或偷带纸条的可能性好象没有。于是我们心中存疑,但是还是担心有别人在暗处用更高明的办法配合作弊

4月2日,第四次实验,为防止潜在的语言文字的传递,选用了C型,即图型符号试样,我方一人在房间内主持实验,另请复旦大学的孙博士陪同他们前往逸夫楼进行接收。7:40 孙及四位接收者共同返回,结果全未收到。或者是彩笔符号的样品太难,或者他们起疑心,故意不成?或者孙的出现使得“接收“受到了干扰?但是孙反映说,这些接收的人员实际上并不如想的那样肃穆认真。而这种现象在他过去进行监测时也发现这种问题,好象有些反常

4月4日,第五次实验,仍选用的是C型字样。考虑到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继续放松了对接收者的控制,两人在室内主持实验,营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另一人在室外埋伏找破绽。四位接收者四十分钟后在进门时都声称信号不清楚,但是三位拿出的感知结果基本上正确地描出了发射的图案,仅那第四位男性先是拿出一张对不上的错的,后又迟迟疑疑地拿出据称是放弃了的正确的第一结果。室内的我们以为他们真是用了真功夫,有意表现得很高兴,但是送走了他们后,室外的监视人报告说,好象并未见功能人出楼,而按道理他们应当在逸夫楼前厅感知信息。因此事情复杂化了。par4月5日,实到场功能人6人,于是安排成3对进行发射接收。接收人员又由孙博士带到逸夫楼,主试人采用的是B及C型试样,另有复旦的两位人员也在大楼外配合监视。结果全不成功。孙表示再次发现接受人态度不认真,并没有聚精会神的样子。而且他回忆到,以前凡是他监控接收人时也是类似,且好象只要他在那里,测试总不成功

4月8日,到场功能人7人,一人致动,另外三对中的功能人由孙博士带去逸夫楼,但是有意对他们说自己先行返回,避免干扰发射接收人员。房间内有两位主试。窗外有两人巡逻。 结果又是全不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实验尚未正式开始,我们仅交待了作法,便有两位功能人预言似地声称当日之实验不能成功

4月9日,阴雨,第八次实验。到场5位功能人,所以又是一位致动,另两对进行思维传感。我们让两位发射者坐前排,接收者坐在仅相隔2M的前排予以接收。结果仍是失败。后来我们听说曾经有复旦大学自己的一位研究者,而且他还教授特异功能课,也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以这种方式进行实验而完全不成功

4月11日,晴天,到达6 名功能人。由于多次不成功,邵先生归结为可能是试样太难,于是我方此次选用了A型简单的6位随机数试样。三位功能人自行离开现场去接收,邵先生及我方一位主试仅控制发射者。结果仍旧是全不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在7:40分,室内的我方主试找一借口去上厕所,走到室外时却发现几位接收者在二楼极不认真地在开玩笑。随即他们返回,称全不成功。疑点越来越大,他们究竟在楼内干什么?若是碰没有上我方的主试的话,他们是否就又能成功了?

4月12号,晴天,第十次实验。到场7位功能人,一位致动,另三对用A型试样进行思维传感。继续让接收的三人自行离去,不作监视。结果在致动实验里,数字试样837被认出,但是没有能从暗盒中移出,算半对,可是传感实验仍旧未能成功。楼外我方人员似乎并未曾注意到是否曾经有人出入大楼。我们最后也不知今日究竟出了什么干扰?

4月15日,小雨,到场八位功能人,安排了三对女性进行思维传感,二位男性独立作致动实验。邵先生打伞陪接收者去100M外的逸夫楼。为简单起见,继续采用A型试样作思维传感,另外按邵先生的意思手写两个3位数装在暗盒中,交由两位致动人员进行操作。结果思维传感未能成功,但是致动实验中有一人认出了“227”三位数

4月16日,第十六次实验。到场8人,依旧是三对进行思维传感,二人进行致动实验。为防止上次的致动实验是因为看见笔杆的动作,此次的数字是提前写好的,现场却又做出一些假动作。思维传感的试样仍采用A型试样。结果致动实验不成功,而思维传感的结果却三对全对。今日之事的确值得分析。试验之初,一位致动实验的男子便说了这么一句让人回味的话:你们女孩作弊,谁也不会怀疑。而实验归来时,邵先生听说成功了,便向我们报告说,接收人员的情绪好,很轻松,自已在厅内,她们在楼外,所以接收得快云云

然而我们潜伏观察的人立了大功! 他从黑暗处发现在7:30分时,有一位女性接收者悄悄地跑回了楼内,并且扒在后门的窗户缝抄写了室内的内容,然后拿回去进行了传抄

既然看到了过程,我们又回到该处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这一次在后门的窗户上果然发现了一处一个不起眼的漏洞,恰好可以看见发射者的手,尤其若是发射人员配合,将字样改得更大一些,辩认是无困难的。而我们虽然是多次地产生过疑心,居然多次检查也未曾发现。我们找到了作弊的途径,也解释了前面各次思维传感实验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疑点,她们可能一直是这么干的。但是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仍旧希望她们除开作弊之外,还是保存有有一些功能,所以我们既不愿意她们为此而尴尬,尤其是怕看到热情的邵先生会因此事而深受打击。为此我们仅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了两位年轻的同行,既不对受试者们说破,甚至也不告诉邵先生,而是决定找个借口改去楼上的313房间。至少按我们的想法,她们将无法再楼上的环境下,继续作弊

4月18日,原本拟去313房间,但是因为楼上的钥匙未带,只好仍旧延迟了15分钟后,仍在127室进行实验。到场7人中仍旧安排了三人做思维传感,一人致动。 但是当接收者离场之后,主试便更改了发射者所坐的位置,使得无法从窗户的缝中偷视内容。结果我们又发现接收者提前在7:41分时返回了大楼,行迹可疑,但是他们很快便在走廊里碰上了前来观察本次结果的邵先生。尽管不知他们是否再次以同样的手法在窗户上偷看了一次,实验当然未能成功。另外此次的致动试样也是提前写好的“成功”二字,但是却在室内,在另一片纸条上故意写个假样是“2461”,结果认出的同样是数字

4月19日,到场6人,我们注意到功能人李XX,可疑地再次以有事为借口请假,我们继续昨日的计划,在不直接告知他们我们已查获了作弊途径的前题下,继续在127房间里实验。指望他们或能表现一点真功夫。我们仍旧是在接收人离场之后重新安排发射人的坐位,避免从原来的途径作弊。结果不成功

4月22日,第十五次实验。今日的功能人只到了5人,继续如以前一样,一人致动,另两对人进行思维传感,仍旧不透露我们已发现了的问题。对于控制实验后的屡次失败,毫不知情的邵先生认为,是我们的操作程序给功能人了干扰,或者是曾经练达气功的我方人员气场的干扰。所以我们接受他的建议,提前将试样中的6位随机数字抄在了纸条上,所谓“加强信息量“。而且在交付了发射试样后,现场交由邵先生主持。我方主持退出门外,减少无谓的“干扰“。甚至,思维传感的两位依旧坐回了最开始的位置,也就是可被从门上窗户看到的位置。可是实验继续失败。显然,如果她们仅仅是通过那种偷看而成功的话,她们已经注意我们是越来越警惕了。假装不知情是瞒不过她们的,而且他们也终于注意到我们的北京来客总是少一人,所以追问那人哪里去了

4月23日,最后一次实验。功能人出乎意料地仅到了3人。其他人全找了借口,开始了躲避。因人数太少,实际上已无法再进行思维传感实验,因此,随便让她们三人进行了致动实验,但是避免让人见到写字的过程,最后三人仍旧是全不成功

其实在准确地发现了这批人的作弊途经后,我们就已经相当地悲观了,后来所用的努力不过是力图发现她们是否在特殊的情况下,还是有一点点起码可信的东西。否则,一些盲目的支持者可能会轻率地批评我们,说我们只是想抓找阴性结果,说我们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进行努力。事实上,通过前面的描述,很清楚,除开对接受者失控的情况,他们能提前跑回来,在楼内作弊,我们无法找出一例成功的思维传感现象。而且总是只要成功就会一起成功,不成功就一点迹象也没有。甚至过去也是同样:当机警的孙博士陪同接收者时,即便在我们到达之前,测试也无法成功。过去还有一位研究者让这批人同在一个房间里做思维传感,可是一个月也没有能成功一次,但是测试者只想到可能是场地不合适,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不成功的更大可能是因为当事人的作弊不能实现。现在想起来好象一切都可以解释了。而特异功能入迷的支持者邵先生,倒是总能得到阳性结果,可是这位善良好心的老人监控时,她们甚至能够跑回来而不被发现

这也就是说,对以前的复旦报告的研究我们必须要打大大的折扣。在我们到来前,孙博士等年轻人也发现过,这批人作假的情况。即使这样,他们凭自己的经验也几乎是绝对地认为,做了十多年的思维传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正是这里也恰恰出了问题。原本我们是还想多作几次的观察,甚至包括告诉受试者她们我们的发现,再看观察她们的反应。但是她们已经意识到了风险,找借口不出现了。无奈我们只好结束了全部的实验,25日打道回京

除开两次致动的实验中,有位功能人曾两次认出了现场写的3位数字,而这极可能是见到笔头的运动,推测出来的,故而存疑外,可以说,思维传感的实验这一个月所见全是作弊所为已无疑问。不存在另外其它的可能性解释。这使得我们也对复旦大学的以前的工作也产生出相当多的疑虑。要知道在我们的到来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许多外来的参观者,大学内部的领导干部,都是很相信这里的研究人员及功能表现的。思维传感是一个拿手的表演项目。并且在1990年,我所的人体科学研究人员也曾与复旦大学合作过。应该说当时的实验设计及实验操作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当时不仅在复旦校内进行了成功的测试,还在北京与上海两地之间进行了成功的思维传感,也就是说对过去复旦自己的研究工作,曾有另一个严格的科研单位进行了成功的重复。此一研究,较少争议地获得了科工委的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甚至即便是在我们到来之前,由于这批特异功能人的现场成功表演,大学的科研处还批了专项资金一万五千元继续研究。由于要进行此次的合作,复旦大学的研究者还为了配合我所的要求,加紧了对功能人的诱发训练和观察。他们反复地说,即便是致动功能的把握不是很大,思维传感功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于现在我们所共同发现的事实,他们很是惊讶,当然他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到来,否则,他们还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由此可见其中的欺骗的严重性

我们的合作者是真诚的,是热情的,他们充分地为这次的实验提供了支持和方便。若非他们坦诚相待,我们无法来到复旦并检查出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的确如前面所说的,将功能人视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一点也不去思考其中存在的疑点,而被对手欺骗多年,教训是极深刻的。可以说是因为陷得太深而轻视理念的后果。当然现在虽如此,过去究竟怎样依旧是疑问,谁也不敢断言真的有多少假的有几成,只有那些所谓的特异功能人他们心里才最清楚。若是能有法律措施就好了,可以对那八个人进行盘根问底,但是这样的结果便又可信了嘛?即使是承认过去一向作假,但是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可以说,我们的调查中施加了压力。或者更为麻烦的是,如其中的一位冒充时间的特异功能人(已干了十余年了)所信誓旦旦的,“我们的确有时作假,但是请放心,我们肯定有真的”。而现在这一点上又恰恰是不能重复检验的。若非亲自所作的可靠的严格实验,就这种的重大问题谁敢轻信这种人格保证?

事实上,在我们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仍在通过复旦的合作者继续追踪事后的消息。最后,他们电话通报我们说,其中的一位参予时间最短(也有两年的时间)的功能人李某某,坦白承认,从她参加以来,所见的功能都是假的,全是以作弊的形式完成的,据她所知,并无哪位伙伴有真实的特异功能。不仅如此,而且在她看来社会上的所谓各种特异功能八成也同样是假的

这样一下,看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可以说这一席话基本上已经全盘地否定了复旦大学的过去工作。究竟是过去有真的,还是一如今日,只是看不出来的作弊?这种复杂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轻易予以回答的。即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但是显然,我们心头留下的是深深的疑虑:既然今日的作弊不被发觉,过去当然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况

复旦大学的功能人集体作弊的问题虽然已经有所澄清,但是困惑我们的问题依旧不少。这些困惑也应该拿出来,请其他的研究人员也予以思考:我国连续从事特异功能研究的主要的几所高等院校,应包括有

  1. 北京大学的陈守良的研究小组,
  2. 复旦大学的邵来圣研究小组,
  3. 云南大学的罗新小组,
  4. 四川大学及内蒙古医学院

这里面前两所大学的声誉及研究者学术上的严肃认真作风肯定又更好一些。相比之于社会上的研究个人或集体,那么这些大学的研究者在素质上,观察的细致程度上应该要可靠许多。所以在复旦大学出了这么样的功能人集体作弊多年而不被发现的现象委实是今人惊异的。这里若是这样,其他人,其他单位的工作就更难得到保证了

但是这里的确有些事情是我们所不理解的,我们觉得,之所以会对功能人的监控不是很严格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得研究者过于相信对手了。比如说,著名的遗传学家,中科院谈家祯院士曾为复旦大学的研究者题字,原因按照原大学校长华中一教授的说法5,他亲眼见到邵先生曾带着两位小孩孩在谈老的家中成功地表演过特异认字:即随便地指定书架上的一本书,随便报出页数和行数,孩子能够说出那是句什么话或什么字

很难想象,如果现场的事实的确如文字描述一样,那是显然的双盲控制检验,即便是非正规,如何可能为假?

再有遗传所的杨金水教授在我们的对话中,他也非常肯定地向我们解说,曾有一位儿童以类似的方式认出了他所控制的一本杂志中的内容

况且据我们所知,邵先生自己的儿子便曾有过这般可靠的离体认字功能。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己的孩子便不会骗自己,但是始终难以发现作弊,而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这是难于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一些老资格的研究人员自己的孩子也曾经在一个时期里表现出较强的特异功能。孩子们居然普遍地长期不告诉或提醒父亲其中可能有诈,虽然不是不能解释,但总也是有些奇怪的地方

从某个角度来分析,似乎也不能排除这么一种可能性:当年初期实验时,这批人的能力还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因为研究者的粗忽大意,功能人便采用了最简单的作弊方式来完成表现,并获取报酬。最后也就根本丧失了功能了。但是这样的逻辑的推理在科学上显然只是推理而已 因此,我们的一个月的实验研究工作,虽然准确地抓住了现在这批人集体作弊的手脚,但是并不足以说明,复旦的过去工作完全不可靠。这只不过是一个警钟,在这个复杂的领域中千万不要轻信,那怕你所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特异功能人,这次他也有可能正在骗你。但是我们的一个月的实际的测试操作说明,证明特异功能真实存在的检验性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

致谢:感谢我的青年同事陈璞以及复旦大学心理系孙时进博士,过去在“人体科学界”内没有人象我们一样做这样深入和细密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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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宏 回复 杨正瓴 : 别人干了二十年的“事儿”,曾经给许多海内外来访者表演,被我们的一泡尿给浇了。从此撤摊散伙! 这种20年潜伏的无间道功夫,不是人人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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