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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编成后，命运如何？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无论王莽还是东 汉，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把它颁行天下，作为医者必读之书。其其流传情况，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

1．东汉前期：

在此期间，《黄帝内经》命运不佳，流传不广，几乎亡失。

1）．新莽末年到更始时期：王莽变法失败，引起了全国大混乱。地皇二年 （公元21年），爆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 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己酉，长安少年朱弟、张渔等放火焚烧宫室，火及 掖庭、承明殿。（《资治通鉴》卷39）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至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一律免罪。当 时，只有未央宫被焚毁。其它宫殿、仓库、官府都未殃及。市里不改于旧，更始 在长乐宫居住，正常升殿、议事。（《资治通鉴》卷39）

据《隋书·经籍志》，《七略》共载书33090卷。藏在天禄阁里。《隋书》 为唐初的长孙无忌领衔编写，还能看到《七略》。汉室的书籍、档案也应保存基 本完好，才会有在明帝、章帝即位后，能在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的事。校书郎班 固、傅毅等掌管重新收集起来的图书资料，因而得以修成《汉书》。

王莽死后，宫中发生大饥荒，很多宫女饿死。如果此时李柱国还活着，应在 70—80岁左右，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宫中，二是趁乱逃出去。也不能排除这 样的可能，即他对医书，抄有副本，供自己研读。他是校书官，又是侍医，这样 做应该不犯禁。宫廷不愁帛布，所以书也比较轻便。在大乱以前或之时，他要是 带书出宫，择人传递，《黄帝内经》就有机会保存下来了。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当然，也有是别人的可能。

如果没传出来，只留在宫中，被毁的可能性极大。《隋书·经籍志》记载， 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很多图书在劫难 逃。在《隋书·经籍志》四，子部里，《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医书全部不见， 只有《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全元起注的《素问》八卷，《黄帝针经》九卷。 其它，显然是被毁了。如果不是大的劫难，如果传抄很多，流传很广，不会这样 吧？《素问》八卷、《黄帝针经》九卷就算是《黄帝内经》，是侥幸留下来的， 如果不是传出宫来，在民间秘密传递，恐怕也在劫难逃。

皇帝收书、校书、编书的毛病是，编好后，只抄一部留在宫中，或偶尔看看， 或束之高阁。《永乐大典》就是如此。《四库全书》吸取了《永乐大典》被毁被 残的教训，抄了七部，仍是束之高阁，就是高官鸿儒，有谁看过？有的也全毁了。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在东汉期间，此书才传出宫外的可能。后 面再讨论。

2）．《白虎通义》和《黄帝内经》：东汉初年，因对今文经学的理解有很 大争议，章帝刘炟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诸儒生在白虎观议论经学，由五官 中郎将魏应提出问题，诸儒生说自己的理解，由侍中淳于恭把各儒生的理解奏给 章帝裁决，再命班固把结果写出来，就是《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中的《情性》一章，与医术有关。其中对脏腑是这样描述的：

“人本含六律五行气而生，故内有五脏六腑，……《乐动声仪》曰：……五 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肝之为言干也；肺之为言费也，青动得序； 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恩也；肾之为言写也，以窍写也；脾之为言辩也，所以积精 禀气也。五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元命苞》曰：……故《礼 运记》曰：……”从此章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

（1）．五脏应五行、五色、五窍，与《黄帝内经》相同。（未引述）

（2）．四脏应四方，少“中”一方，与《黄帝内经》中的个别篇目吻合。 （未引述）

（3）．所引的书，有《乐动声仪》、《元命苞》、《礼运记》，没有《黄 帝内经》。

（4）．五脏和五常（仁、义、礼、智、信）联系，不见于《黄帝内经》。

可以认为，诸儒生对《黄帝内经》不熟悉，《黄帝内经》也不是当时理解人 体的最权威著作，没上升到经典的高度。也可以反证，《黄帝内经》的流传不广。 实际上，这本书是被学问家当做方技书看待的，根本看不上眼；江湖医生，大都 是靠几个秘方骗人，不读书。所以，《黄帝内经》不仅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广 为流传，在被整理出来的东汉时代，根本没有流行，更谈不上是非常通行、共同 认可的经典著作。

班固作为兰台史令，有机会接触汉室的藏书，他读没读过《黄帝内经》，读 了以后是否深刻领会了，是另一回事。在《汉书·艺文志》里，班固还留下了这 样的话：“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昧”，意思是：汉朝以来仓公的医术不错， 现在尽是些庸医骗子。他说的是东汉早期的情况，可见当时的医疗技术的确不怎 么样，班固不会无故说当时医疗情况的坏话吧？西汉200余年，只有一个仓公可 以提得起来，是医术昌明吗？

3）．《论衡》和《黄帝内经》：王充（公元27——约97年），会稽上虞人， 他的《论衡》涉及面很广，对“五行”的解释是：“金伤人，木殴人，土压人水 溺人火烧人。”完全是实际作用的理解。他对孔孟有评议，也有涉及生命的篇章， 对《黄帝内经》及其具体内容，没有任何引述和议论。可以认为，他没读过《黄 帝内经》。

4）《周礼注疏》和《黄帝内经》：郑玄（公元127——200年），东汉末经 学家，为《周礼》作了详细的注解。注文就不全引了，对“疾医”中的面色的 “五色”的注解是：“五色，面貌青紫黄白黑也。”《灵·五色》的描述是： “色者，青黑赤白黄，借端满有别乡。”其中的“紫”和“赤”显然是不同的。 顺序也不同。说明郑玄没读过《黄帝内经》，至少没当作经典对待。到唐朝时就 不同了，张守节为《史记》所作的“正义”里，引《素问》11次，《脉经》6次， 《八十一难经》10次。在论赞后面，又将胃肠等脏腑的重量、全部列出，所根据 的是《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经》所根据的是《九卷》，即《灵枢经》。文 字全部相同。这说明，这些书在唐代，已经确立了经典地位，也受到了重视。同 时，也值得注意，他没直接引《灵枢经》，是因为此书在当时已经不全了。

5）．出土文物：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竹简中，有92枚医简。据考证， 写于公元55——68年。据研究，其中“腧府理论，尚不完善，针刺禁忌，内容繁 杂。”[18]

时间上写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后，内容却比《黄帝内经》原始，说明抄者 不知《黄帝内经》的存在，也反证《黄帝内经》流传不广。

这个时期，可以称做是《黄帝内经》的沉寂期。

2．东汉至唐代初年：

1）．华佗（？——公元208年），《后汉书》《三国志》里有传，只提他读 过多种书籍，没提他如何研习《黄帝内经》。他的治病方法，也并不严格依《黄 帝内经》。

2）．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第一次提 到了《素问》和《九卷》。二者合起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他描述了上古、 中世及当时的著名医家，中世只提到长桑、扁鹊、淳于意三人。从此以后到当时， 再也没有任何名医，可见，班固没有说东汉初时医疗情况的坏话。当时的医疗情 况是：“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须臾，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 足……短期未知诊诀，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视 死别生，实为难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诊断疾病，只凭口说；略看一会，就下汤药。按脉不全 面，顾手不顾脚……不知道诊脉的要诀，也不知九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明堂 （本指黄帝或皇帝办公大堂，此处指看病的地方）里，空无人物，不能明察疾病， 只是看到了一点点，就以为是知道了全部，用这种态度、方法来诊治疾病，实在 太难了！”

在一次瘟疫中，他的宗族的200多人中，有2/3因病死去了，因此对庸医十分 痛恨，发愤学医，研习《素问》和《九卷》，根据心得，写成了《伤寒杂病论》， 对《黄帝内经》有所发挥。这说明，《黄帝内经》已在民间传递，但知道、研习 的人不多。当时庸医多的情况，不是偶然的。

3）．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是继张仲景之后，第二个提到《黄帝 内经》的人。他的《针灸甲乙经》是根据《素问》、《九卷》、《明堂经》编写 的，实际上是三本书除去重复，归纳为一本。他是在得了“风病”和耳聋以后才 开始习医的，已四十多岁了。

在《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生病的状态。

“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常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 而止。”（当初服寒食散，药性不对劲，常感到委靡烦躁，很悲观郁闷，曾碰刀 自杀，被叔母劝下来了。）

下面的情况是他自己写的：

“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借节度，辛 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若伤寒， 浮气流肿，四肢酸重。”

“……仓公发秘于皇汉，华佗有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狠生不逢乎 若人，……”

意思是：“久患重病，半身麻木，右脚偏小，19年了。服过寒食药，不对路， 被害得不轻，有7年了。隆冬天气裸袒身体吃冰，暑天烦闷，加上咳嗽、呃逆， 又像瘟病，又像寒症，浮肿，四肢酸沉。

“……汉代的仓公有秘招，华佗医术有独到功夫，张仲景的医方很妙。我只 恨没有逢上这样的人，……”

从《晋书·皇甫谧传》里，和他写的文章中，看不到他有给人看病的记载。 从情理上讲，他只是把三部古医书合为一部，做了些归纳整理，这样的情况，也 算做医学家，太勉为其难了。但他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功不可没。

《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的著述。他20岁以前，游手好闲。在叔母 的劝导下，开始学习。他的悟性很好，喜欢老庄，崇尚清净，不愿做官。他不慕 虚名，学习后对读书很痴迷，崇尚薄葬。

他有很多著述。诗、赋、诔、颂、论、难等很多，成本书的有《帝王世纪》、 《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玄晏春秋》等。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他20岁以后才开始学习，以疾病之身，有这么多著述，在当时的条件下，要 费多少时间？他能根据古文献，编一本《针灸甲乙经》，已经很不错了。要是会 治病，自己怎会吃错庸医的药，使病情加重，弄得难受无比，要自杀的地步？如 果当时有良医，他怎会发出没碰上仓公、张仲景诸人之叹？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 题。他攻习、归纳医书，给自己治病，同时也给别人咨询治一下的情况，是会有 的，反正当时不需有行医资格，他和那些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当然不能相提并 论。

他的医书是哪里来的？他的曾祖父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皇甫嵩的叔父是平羌 名将皇甫规（公元104——174年）。因讨厌梁冀跋扈，不肯为官。他深通经史， 教授《诗》、《易》积14年，写得一手好文章。梁冀被杀后，礼命五至，仍不愿 做官。当西羌骚扰为患时，奋然持节为中郎将，大破羌兵。公元162年，部队发 生瘟疫，死者十分之三四，他到部队视察，力图遏制。他会不会搜求医书？会。 他是大官，有条件，有需求，有爱好，有财力，有品行，有才华，就有可能得到， 并传之后代。这只作为一种可能，立此存照。皇甫规的品行，再罗嗦几句，他功 成回朝后，宦官徐璜（即权倾朝野的五侯之一）向他索要贿赂，他闭口不谈功劳， 也不行贿。不但没有封赏，反被罚到左校营劳改。就这样，他还是不向徐璜一类 贪卑之辈行贿。这样正派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国人的灵魂。这是小小的 闲话。

4）．全元起，梁朝人，是为《素问》作注的第一人。全元起是何许人？史 书中没有单独的传记。在《南史·王僧孺传》中记有有关他想注《素问》的记载。 王僧孺是梁朝的大官，担任过多种官职，不一一尽述。他的书法很好，学问很大， 对古代的事很了解，侍郎全元起想注《素问》，向他请教砭石是怎么回事。王僧 孺回答说：“古人以石为针，不用铁。《说文》中有“砭”字。许慎的解释是： “用石刺病”……近来没有好石，所以用铁来代替”。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全 元起本来是个官员，他对砭石的了解，还不如王僧孺，可以判断，他没有医疗实 践经验。他注解《素问》，是从解释文字的角度。把他封为医学家，不正确。全 元起所得到的《素问》，已经不全了，只有八卷，《灵枢》或《九卷》，没提， 其中必有缘故。很可能是没找到。宋朝以后，全元起的注本就亡失了。由于宋朝 的林亿，在校王冰所注的《素问》中，引述了全元起的一些注文，现在所能看到 的，只有这些。

可以认为，全元起对他所见到的《素问》原文没做多大改动，以致于唐朝的 王冰对他的注本很不满意，说有的篇目前后重复，有的前言不搭后语，这显然是 因为脱漏等原因造成的。我个人认为，整理注解古籍，哪个地方有脱漏、重复， 可以注解出来，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根据自己的猜想，任意改变古籍企 图复原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你的所谓复原，只是个人的见解，如果复原得不对， 岂不误导后人，使后人不知古籍的原貌，因而也不能准确得知当时对这个问题真 实的认识水平？

文人研注医书，张仲景、皇甫谧以及后面所提的扬上善，都是这种情况。所 不同的，张仲景有自己的著述，皇甫谧、杨上善都是对原有的文字做一些归纳整 理，没有他们的归纳、整理、注释，《黄帝内经》肯定会失传。

5）．杨上善，唐初人，他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根据《黄帝内经》去重复， 重归纳整理出来的，整理得比《黄帝内经》有次序。传到日本，在国内亡失了， 又从日本传了回来。

中国古代，的确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要避讳皇帝、皇帝的爹的名字。 《黄帝内经太素》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李渊的父亲叫李炳，就要把“炳、丙” 改为 “景”；把“渊”改为“泉”，把“世”改为“代”，把“民”改为 “氏”，把“治”改为“理”或“疗”。此书对“显”字不避了，通过这些避讳， 可以作为确定此书成书年代的参考，大致在唐高宗时代吧。《黄帝内经》中的文 字，也有这样的痕迹，如，梁武帝的父亲名萧顺之，全元起的《素问注》改“顺” 为“从”或空白，后来有的又改回来，忘了改回来的，就成了谁也弄不懂的“经 文”了，以至于把神圣的“经文”改得乱七八糟。现在的《素问》里，还能看到 这样的残留，如：《生气通天论》里，“寒气从之”，“营气不从”，“气血皆 从”的“从”字，都应该是“顺”字。在《标本病传论》里，有“病有标本，刺 有逆从”，谢华[19]的译文是：“疾病有标和本的分别，刺法有逆和从的不同”， 张云昌[20]等的译文是：“病分标病本病，刺法有逆治和从治”，标病和本病都 是什么样子？逆法和从法又如何施行？太深奥咧！烟建华[21]更拔高的哲学高度， 说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经文”真是深奥莫测，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这 个“从”字也是“顺”字改的，没改回来。

《黄帝内经太素》，在北宋时还有全本，大规模校书时，没有校对刊印，以 致于不久就亡失了。为什么不校刊？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此书读起来，有些地方 不够顺畅，不如王冰的改写本。个人认为，这本书是按《素问》、《九卷》的原 貌编的，杨氏对内容做了分类归纳，原文的字句没做改写。这是一本现在能从中 看到《黄帝内经》原始面貌的文献资料。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后面再说。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黄帝内经》的濒危期。因为流传不广，真正研习的人 不多。以致于《素问》亡失一卷，《灵枢》或《九卷》的命运更差一些。也幸亏 有人归纳和作注，否则，很可能全部亡失。

这段时间，图书的命运是：董卓之乱，使图书遭到毁灭性破坏。魏代汉以后， 又开始征集散失的图书，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东晋之初，图书散失严重，著作郎李出以荀勖的《新薄》（魏时所收集图书 的总目录，共29945卷）校验书籍，仅存3014卷。到南朝宋·谢灵运作《四部目 录》，载书64582卷。以后陆续有所收集。但到北周入郢，又烧了非常多的书。 北魏、北齐、北周都收集过图书，所得仅几千卷。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又广搜图书，每求得一卷，赏绢一匹，民间乐献， 得书3万余卷。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又收集了不少图书，分为四部，书 14466部，89666卷，《隋书。经籍志》就是据此写成的。

在总结医书时，引用了《周官》里的话：医师之职，“掌聚诸药物，凡有疾 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为之， 则反本伤性，故曰：‘有疾不医，恒得中 医’。”医书之所以不能随便传人，是因为如果落到庸人手里，会打着经典的旗 号，给人胡乱治病，骗人钱财，误人性命。这是出于慎重的考虑。也正是由于传 递的严格和秘密性，不能广泛流传，使《汉书·艺文志》里所载的医书、方书， 基本上全部亡失了。

3．中唐以后：

1）．王冰，号启玄子，中唐时人，花了12年时间，给《素问》作注。此时， 全元起的注本还在，他对篇目的次序，作了全部调整，如：《上古天真论》本在 第九卷（其中第七卷阙），王冰调为第一卷第一篇；本来只有八卷，王冰调为24 卷，有些篇名做了改动，如把《十二脏相使》改为《灵兰秘典论》，有的分拆为 两篇，如把《刺禁论》分为《宝命全形论》和《刺禁论》。第七卷阙如，他补充 了七篇大论，放在第十九至二十一卷。王冰所注的本子，已非《素问》原貌， 《灵枢》因残缺更重，没有注解。

王冰在序文中，描述了他所见到的《素问》的状态：“世本纰缪，篇目重叠， 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披会亦难，岁月既淹，习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 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 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 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 数。”

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流传的本子，错谬百出，主要是：有的篇目前后重复， 有的文意上言不搭下语，让人不知所云，时间久了，形成流弊。有的本来是一篇， 却用了两个篇名；有的在一篇里，讲的却是两件不同的事；或者问答还没完，旧 跑到另一个题目里去了；或者文有缺漏。（下面是篇目混乱的举例）像这样的情 况，多了去啦！

王冰所写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书籍在传抄的过程 中，难免出错。他所根据的，是全元起的注本，全注本只有八卷，少一卷，比较 符合《素问》的原貌。李柱国在编书时，面对的是互相重复，互相矛盾，一个篇 目里记几个事情的情况，肯定比《战国策》的情况要乱得多。他要取舍，不能确 定哪个对错的要几论并存，他的工作量很大，出现王冰所描述的情况，是很自然 的。个人认为，全元起只是注释而已，对他所见到的本子，不会对原文做很大改 动。至于前言不搭后语，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丢了一页书，或有的字被老鼠啃了， 或抄漏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王冰做了哪些事？他说：“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 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目吞并，义 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 尊卑增益以光其义。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祥其旨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 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 今古必分，字不杂糅。”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脱漏的文字，上下意思不能相接的，根据别的经典文 章，补在该处，使上下意思能连贯起来；对明显的缺字，酌情弥补，使意思能明 确。有的一篇述互不相干几个内容，根据内容，将其分开，另立篇名。君臣问对， 不合礼仪的，予以修改，使其合乎礼仪。文字前后重复冗赘的，予以简化，辞理 深奥，难以表述的，别撰一本《玄珠》，来说明其深刻含义。凡是我加的字，用 红字书写，以和古文区分。

王冰为校注《素问》，花了12年时间，可以说很用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素问》，就是他校订的本子。所不同的是，他的原书，凡经他补入、加进的字 句，都用红字区别，现在还看得到红字吗？看不到，我们也就不知道哪些字句是 他所加的，改动的。这样整理、注解古籍的做法，我个人认为，不可取。这极有 可能按自己的思路，改变了古籍的原始面貌。个人的改动，不应混入正文，应写 在注文里，现在的《素问》，标上王冰修订比较恰当。

王冰好道，按他自己的思路，对《素问》作了很大的改动，如：《上古天真 论》列在篇首，显然是要强调仙道色彩，同时，先包装一个黄帝、一个天师，他 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字字珠玑，句句真理，请看：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为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这几句话，有人怀疑是他加的，我也有这样的怀疑。这几句话，除了“成而 登天”以外，全是抄《史记·五帝本纪》，“成而登天”是根据《史记》“成而 聪明”改的，更增加了成仙的色彩。黄帝如此了得，他所求教的天师岐伯，还错 得了吗？这是制造你必须相信这本书的需要。他先造出一个或几个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的圣人来，加以神化，就更加增添了这本书的神秘色彩。从第一到第六篇， 都是讲如何养生和天人如何感应的，这很符合他的思想，而这些篇目，在全元起 的注本里，不是这样排列的。

王冰的改动，自然也成了字字珠玑的经典，的确起到了神化《黄帝内经》的 效果。明朝的马莳注曰：“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从教以合于道”。后来 人全是凡人，必须尊从《黄帝内经》的教导，才能知道怎样养生治病。

这几句话，还引来了无数的注解，比如什么叫弱，什么叫成，什么叫登天， 争论不休，好不热闹。徒增加神秘而已，和如何防病治病毫无关系。就说“天” 吧，王冰引《史记》裴骃注为 “白日升天，羽化而去”，张介宾则以为不可能， 应该是“死”，也有人说都不妥，应该是“登上帝位”。那么，“成”字如何理 解，又成了问题。王冰同样引《史记》裴骃注为“黄帝铸鼎成功后，有龙垂下胡 须，黄帝乘龙而去”。张介宾不同意，他说，应该是“治成功，天年尽，在位百 年，寿百十一岁而升遐也”。这都很成问题，无论是成仙了，或者是去世了，又 怎么和天师问答呢？又《史记正义》说：“成为年二十冠成人也。”这是对成字 的很普通的解释，又麻烦了，才20岁，或升遐，或去世，怎么治国，怎么和天师 问答？王冰添这几句话，考虑得实在太不周全了！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祝总骧教授说王冰注《内经》[3]，是个不小的 错误。一个把经络都发明出来，并按在人、动植物身上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教授、 北京经络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管理科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国际针灸学院特聘教授， 享誉世界，应该熟读《内经》，不该发生如此低级的错误。《内经》包括《素 问》、《灵枢》两部分，二者不能等同。王冰在《素问注》第一次提出灵枢的名 称，是因为这一部分在当时已经不全了，他只是拿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给《素问》 作注解。一切发明、立论和阐述，都不能离开事实，更不能打马虎眼，去拔高不 是事实的东西。一是一，二是二，决不能把1和2都说成是1.5。对于有多个耀眼 头衔、得过多次大奖的、有给人解疑释惑的终身教授，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吧？

王冰的注本影响巨大，差不多就是经典地位，到宋朝林亿奉旨校勘以后，就 成了官方的定本，一直传到现在，都是他所定的本子，只是还有两篇，即《刺法 论篇》和《本病论篇》，是宋朝刘温舒补入的。

2）．林亿，北宋仁宗年间人，在他之前，《素问》曾有过一次校正，嘉佑 中，又命林亿等再校《素问》。

王冰《素问注》的命运如何？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里说： “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

他所做的是：“搜访中外，裒集众本，浸寻其义，正其讹舛，十得其三四， 余不能具。……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 舛文疑义，于是详明，……”

这是说，这么精微的书，却传给了极其浅陋的人，没亡失，就算幸运。他们 搜集了多个种类的书籍，来考求各个字句的含义，纠正错误，只能做到十分之三 四，其余的做不到。纠正了王冰注本的错误六千余字，增加了二千多条注释，每 个字的取舍，都有考据，有含糊歧义的地方，因此得而详明了。

林亿的序文说明，王冰校订的注本，仍有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笔误，读 起来明显不通，有的是脱漏，有的则是把全元起的注释当成了原文，在林亿的补 注里，很多都加以说明了。还有一些注文，明显地牵强，有些他自己不明白的， 干脆没注，给后来人留下了怎么解释都有理的空间。

林亿的校本，刻印刊行天下，《素问》的真正流传，应该是从此时开始的， 这个版本一直流传到现在。

3）．史崧，南宋人，为《灵枢》九卷作音义，没有做注，一直流传到现在， 与《素问》合称《黄帝内经》。

宋朝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曾令林亿领衔大规模校医书。《灵枢》 因残缺太多，未校。朝鲜得知，献来《针经》十卷，以换《资治通鉴》。元祐八 年正月庚子，(公元1093年)，雕版颁行天下。后来，发生了金兵入侵的混乱局面， “靖康之难，馆阁之储，荡然糜遗”，书籍损失惨重。幸亏有雕版刊行天下，才 能有南宋史崧献出家了藏的《灵枢》九卷，并加以音义的事，从此成为《灵枢》 的定本。

关于史崧献出的《灵枢》，有人认为是史崧的伪造。个人认为，《灵枢》曾 雕版刊行过，史菘住在江南，可以有保存完好的本字。本人就其《经脉》一篇和 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脉经》的描述作过比较，有个 别字句有出入，基本内容还是一致的。南宋年间，《黄帝内经太素》已经在国内 亡失了，现在看到的是清末从日本传回来的。当然，《黄帝内经太素》在日本也 失传了约4个世纪，19世纪20年代又重新发现，已不全了。《灵枢》如果朝鲜还 有传本，是可以核对的。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内容。一个无庸置疑的 事实是，研习、保存这本书的人不多，否则，国内应该有个副本可以核对。

4）．张介宾（字景岳，公元1563——1640），明代医家。花了30年的时间， 把《素问》、《灵枢》的内容重新归类，整理成《类经》，详加注释，因而使 《黄帝内经》条理化。如果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对《素问》、《九卷》、 《明堂经》的一次较好的加工，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是对《黄帝内经》的 较好整理，那么，《类经》是保存了重复、矛盾的内容，既有归类，又保存了 《黄帝内经》的全部资料，给后人阅读《黄帝内经》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他 把《黄帝内经》当成是黄帝时代的圣贤之作，带有盲目崇拜古人的色彩，实不可 取。

《类经》里，叶秉敬在序言里说：“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王注改“明” 为“名”，是君火第有空名而都无真明也，此王太仆之与《内经》左也。”这里， 批评了王冰注的缺点，说他把“明”改成了“名”，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

张介宾自序里说：“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 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 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期冀夫通神运微，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 断乎不能矣。自唐以来，虽赖有启玄子之注，其发明玄秘尽多，而遗漏亦复不少。 益有遇难而默者，有于义未始合者，有互见深藏而不便检阅者。凡其阐扬未尽， 《灵枢》未注，皆不能无遗憾焉。及乎近代诸家，尤不过顺文敷演，而难者仍未 能明，精处仍不能发，其何裨之与有？”

这段话的大意是：现今的从医者，根本不研读《灵枢素问》，性命之理玄奥， 他们瞢然不知，装神弄鬼把人治死，或者把人治坏了，反而使人折寿，所谓从医 的就是这副模样！其中也有些缘故，就是经文深奥，不明白其中的道道，又想能 用之于微妙，根本没门！唐朝王冰的注解，对深奥的地方讲明白的很多，遗漏的 也很不少。有的是自己不明白，就不注解，有的是注解得不对，有的是没有把道 理讲得让人明白。他注释有很多不到的地方，《灵枢》又没注解，算是遗憾。至 于近年各家的解释，不过是顺着文字敷衍了事，难解的地方还是没讲明白，精微 的地方不能得到发挥，有什么益处呢？

这里讲了当时的医疗状态，也批评了因王冰的疏漏，凡是自己不能理解的， 就避开不注，或注错了。后来的几家，不过是敷衍了事，疑难之处，仍是不知所 云。精微的地方也未能阐发，所以他才花力气编《类经》并加注解。

“余诚以前代诸贤，注有未备，间多舛错，掩质埋光，俾至道不尽明于世者， 迨四千余年矣。”

由于前代诸贤的注解有所不全，或者错误解释，掩盖了本文的光芒，使其至 理不能全都昭示于世，已经有四千余年了。说四千余年，是从黄帝时代算起，张 氏对此深信不疑，并坚决维护。

“惧擅动圣经，犹未敢也。粤稽往古，则周有扁鹊之摘难，晋有玄晏先生之 类分，唐有王太仆之补削，元有滑撄宁之摘钞，鉴此四君子而后意决。”

他编这本书，不是要随便变动圣经，是为了更加眉目清晰。也有前贤可师。 不过，他说《难经》是扁鹊根据《黄帝内经》摘编的，不正确。王太仆是指王冰， 对《素问》有改动。否则，光是擅动“圣经”这一条，就不知要挨多少骂。这也 可以理解，宋朝官方为什么不校不刊行《黄帝内经太素》的原因吧？

比起以前所有的注家，张介宾有行医的经验，的确是比前人做得好，但基本 上没有脱离《内经》文字如何深奥正确，字字珠玑，句句真理的桎梏。

这个时期，可以称做是《黄帝内经》的经典化期。

从明朝开始，《黄帝内经》的注家又有几个，如明朝的马莳（字玄台），第 一个为《灵枢》作注；吴昆（字山甫）的《素问吴注》保存至今，清朝的有张志 聪（字隐庵）、高世栻（字士宗）、张琦（字玉可）等，他们也都是从文字的理 解上作注，纠正了王冰注本不少穿凿附会的地方，但很多也重新出现了穿凿附会 的地方，其中吴昆有行医经验。他们都抱怨庸医根本没有领会《黄帝内经》的真 实含义，糟蹋了圣经。

方有执（字中行，1523—？），因前后两妻及5个子女患病不治死亡，自己 也在出游时身染重病，几乎死亡，才留心医术。《黄帝内经》既然那么通行，影 响那么巨大，当时有真本事的医生都哪里去了？

吴有性（字又可1582——1652）著有《瘟疫论》。他写这本书的缘起是：据 《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到祟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共发生温 疫大流行19次，其中以崇帧十四年(公元1641年)流行的温疫最为严重，疫情遍及 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吴氏的家乡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 误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 口，无一口仅存者”。（《吴县志》）吴有性对此非常痛心：“守古法不合今病， 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 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温 疫论序》)。吴有性的抱怨，仍是庸医没有掌握“圣经”的奥义，但却展示了这 样的事实：由于医生乱诊断，乱投药，一部分人是因为疾病死了，更有一部分人 是被庸医乱投药药死的。

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反思一下，这本“圣经”，是深奥得没有人能领悟，还 是其中根本就没有奥义，无论什么人也理解不了？在古代，他们受“畏圣人之言” 观念的禁锢，又不了解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可以理解的。在科学已很昌明 的今天，如果还持此陈词滥调，就要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了！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居士，1821—1906，俞平伯之曾祖父），早年研究 《黄帝内经》，著有《内经辩言》，对《黄帝内经》中的一些词语考订得很有道 理。呼吁把此书列为儒家经典之列，因为学者把医书视为方技，不予重视。可后 来成了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必有原因。他曾东渡日本，见 识过现代医学的精确；他自己有几个亲属被中医治死，所以才会有此大转弯。他 的《俞楼杂篡》中专有一章提出了废止中医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未见医胜于巫， 不过是祝由（一种向上天祷告的治疗方法）而已；一些药品名实混乱，没有确定 标准；医疗技术日益苟且等等。他是提出废止中医的第一人。李鸿章经常出使西 欧、日本，亲自领悟过，也说现代医学精确，提倡学习。

由于《黄帝内经》神圣，稍有怀疑、修订，就会招来漫骂。王清任（字勋臣， 1768—1831），著有《医林改错》，对《黄帝内经》中脏腑记载不清的情况提出 了批评：“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白 相矛盾。如古人论脾胃，脾属土，土主静而不宜动，脾动则不安，既云脾动不安， 何得下文又言脾闻声则动，动则磨胃化食，脾不动，则食不化，论脾之动静，其 错误如是。”接着又论及肺、肾、肝、心、胆、肠、心包、三焦等描述之谬误。

“其言仿佛是真，其实脏腑末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 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贼，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22]

嘉庆二年四月初旬，瘟疫流行，小儿患者，十死八九，他不避臭秽，不拘身 份，亲赴义冢、刑场，观看尸体，绘下《脏腑图》，写成《医林改错》，他所绘 的图谱，现在看起来虽然略显不足，比起经典的“存真图“（宋人所绘）可以说 是个飞跃，如果按着这个思路、方法走下去，中国医学的面貌，就不会是现在这 个样子。可惜，王清任的探索受到了打压，以卫道士自居的陆懋修等人骂他是 “狂人”、“邪徒”、“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 [23]他的《医 林改错》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王清任是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并不以为他的观 察、著述完美无缺，他自知己力之不足，希望来人能继续观察，把没搞明白的问 题弄清楚，他的思路和方法是具实求名，格物致知，名副其实，诊病治病才能有 所依据，可惜，他的正确思路被错误观念封杀了！

余岩（字云岫，1879—1954），早年赴日本大阪学习现代医学，回国后，自 习中医，希望能从中医书籍里找到济世良方。研究的结果，事与愿违，感到中医 理论不可理解，写了《灵素商兑》，对《黄帝内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言辞虽 然有些过激，有些地方也值得斟酌，但他的愿望是，对“旧医”实行改造，使之 名实相符，含义准确，有可操作性，使中国在医学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惜， 他的意见不被理解，长期遭到封杀，最近才有他的著述问世。有人不考察他的意 见的具体内容，先名之为“谬论”了事。退一步说，即使他的意见不正确，也应 该指出，不正确在哪里，怎样才是正确的。一些人棒杀不同意见习惯了，不懂、 不知道、不会还需要以事实、以理服人。

现在，一些研究者也没停止对《黄帝内经》的神化。孙国中在《黄帝内经灵 枢集注》的《后记》里说：“《黄帝内经》不仅仅是一部医书，而且是一部内容 非常丰富，规模十分宏伟的科学文献，它吸取了古代科学家们对天文、历算、气 象、生物、地理，以及人类、心理、逻辑、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展 示了古代丰富的科学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学习运用提供了依据。试举一例：比如 在天气预测方面，宋代大科学家沈括运用《内经》原理，就有丰富的实践理论。 他在《梦溪笔谈》中有这样的记载：“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 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 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普 天之下皆多风，普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阳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 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 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顺、逆、淫、郁、胜、 复、太过、不足之变，其法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谓之顺； 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谓之淫；大风折木， 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 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 足。随其所变，疾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 应全异，岂可胶于一证?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 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人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现，期在明 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阳燥，岂复有望?’ 次日果大雨。 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 燥金人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 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鬟，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综上所述，通晓五运六气之理，上可以知天，下可以知地，中可以知人。其理虽 微，有可把捉；其妙虽玄，可以验证。足见《内经》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24]

如果如此灵验，《黄帝内经》的价值就太大了！为何不用它所阐述的原理来 做天气预报或其它灾害？用卫星等现代化工具的成本，比读《黄帝内经》的成本 不知要高多少亿倍，有关部门为何无视国粹的玄机，来挖掘其中的深刻奥义，甚 至步洋人之后尘，用价格如此高昂的仪器？这实在是真真岂有之此理！什么人说 它灵验，什么人就该自己灵验一下给公众看看。每个具体的地方，气候变化是不 同的，必须说准确，否则就有诡辩的余地。吹嘘和附会、制造神话，决不是“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任何吹嘘出来的玄 妙，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看看根据和结果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黄帝内经》的流传情况来看，它的经历实在不平坦，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里，已经到了亡失的边缘，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确实是亡失了。根本看不到 集体讨论，不断改进、完善的影子，作注的人，无不抱怨庸医胡说八道，其中的 深奥，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是什么意思，注译家或避开，或勉强附会。今本《黄帝 内经》，已不是原来的原始面貌，因为有人或重编、或注解，或从海外复得，使 其没有完全亡失，今本基本上还是保存了它原来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