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声明：转载 5 《黄帝内经》的编撰过程 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出自 正确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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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
《黄帝内经》各篇既然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把它汇 编起来的？这是个需要考察的问题，也是个可以考察清楚的问题。因为既有此书 存在，必有编书之人，人必有生存的年代，而这个人及其生存年代和身份，有史 可征，有据可查，虽然并未直接书写（如果书写了，也就不用费如此大的力气考 察了），但有旁证可据，通过正反推理，就能拨开迷雾，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就 能考察清楚。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使然。
从《黄帝内经》中天人感应、五行、历法等方面看，此书成编于董仲舒提倡、 汉武帝推行之前，决无可能。其中有少数篇目出自此前是可以的，也是存在的事 实。天人感应，不是一提倡就马上深入人心，有个消化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到刘 向父子时，已成主流思想了，王莽就是靠假造符命，上台的，封大官竟然是靠哀 章假造的符命里的名单。按名单找人，有一个卖饼的名字和名单符合，就封了将 军。
1．《黄帝内经》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写书，必须具备必备的条件。首先，必须要认识字，会写字。不会写字的， 称为口述，要有会写字的代写。
其次，要有内容。或自身的经验、心得体会，或别人的。即使是抄书，也要 有书可抄。
第三，要有纸笔，或相应的替换品，如：竹简、帛布、皮革、龟壳，纸草一 类。需要者，也可同刀代笔，
第四，要有经济实力。连饭都没的吃，第一要务是吃饭，才能活下来。
《黄帝内经》是作者以前（含本人）的作品汇编，内容多，范围广，所必备 的条件需要更高。
1）.必须占有广泛的医书，最好是天下所有的医书。
2）.必须有医学功底，对当时的主流哲学思想，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 应该熟知笃信，有相当的辨别、归纳和文字表达能力。
3）.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汇编，是要有取舍、甄别 良莠的汇编，篇幅浩大，要长时间静心费时才能完成，如果首先要考虑生计，就 不可能专心编书。
前面提到，《汉书·艺文志》记载，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雅令谒 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统统汇集到皇室，命光禄大夫刘向总领校书，侍医李柱国 校方技书。
在此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人来编此书？应该说：没有。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2．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1）．《吕氏春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太子政立，年少，以吕不 韦为相国，事皆决之。当时，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此四 君者，皆明智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宾客盈门，受益良多。如孟尝君田文借冯谖 之力恢复相位，平原君赵胜借毛遂之辩结盟楚国等等。吕不韦自度以秦之强，自 己反不如此四君，也尊贤致士，招来食客三千，待之甚厚。他借少年天才甘罗之 机变把赵国收在旗下，还不费兵卒，白白扩大了地盘。此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 之徒，多有著述布于天下。吕不韦想自己以相国之高位，必须要有著述以超过诸 子，自己又有所不能，乃使其门客穷搜极索，把自己的所有的见闻都述出来或写 下来，集思广益，明辩、归纳、升华，汇总成《八览》、《六论》、《十二纪》、 合称《吕氏春秋》，并把书摆在咸阳之门，同时放上千金，凡能改动一字者，就 把金子取走。
《吕氏春秋》的写作，是大张旗鼓式的。在秦以前的诸子，能比较自由地张 扬自己的个性。他们写书，既不诡秘，也不伪托，也不把谁当成圣人，可以互相 批评，也可互相辩论，实在是很好的学术风气。
2）．《淮南子》：淮南王刘安，论辈分，是汉武帝的堂叔，好读书，不喜 欢飞鹰走狗，想施阴德收揽百姓之心，传播名誉，确有窥视神器（皇帝宝座）之 心。于是也招揽宾客、方士数千人，让他们把见闻写下来，再汇总，写成《内书》 21篇，《外书》非常多，不好计算；《中篇》8卷。当时，武帝也好读书，刘安 献上《内书》，武帝很喜欢。不过，刘安有野心而无良谋，做事幼稚愚蠢，最后 自杀，不题。
《淮南子》包罗的范围很广，有些内容是来自《吕氏春秋》。无论如何，这 部书的写作，不诡秘，不伪托。当时，黄老之术盛行，有些人写书，假托黄帝， 这样才有人相信。在《淮南子·修务训》里，就有这样的描述：“世俗之人多尊 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欲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为什么要让人相信？ 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方法或故事，如农家、小说家等。有的 是为了挣钱吧？方士骗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方法说成是来自黄帝，以求被骗者深 信不疑。如果说炼的仙丹，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有几个人会迷信？如果说这是黄 帝传下来的古方，就是汉武帝，也未免大上其当，大受其骗。
除了前面已列举的医书以外，在《汉书·艺文志》里，假托神农、黄帝的书 还有：
道家：《黄帝四经》4篇，
《黄帝铭》6篇，
《黄帝君臣》10篇，
《杂黄帝》58篇。
农家：《神农》20篇。
小说家：《黄帝说》40篇。
阴阳家：《黄帝》16篇。
天文家：《黄帝杂子气》33篇。
五行：《黄帝阴阳》25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
术数：《黄帝长柳占梦》11卷。
房中：《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
神仙家：《黄帝杂子步引》12卷，
《黄帝岐伯按摩》10卷，
《黄帝杂子芝菌》12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12卷，
《神农杂子技道》12卷。
在六艺、诸子类里，也就是记实、为自己立论的书中，一部伪托神农黄帝的 也没有。伪托的全部是神仙、方术一类的书，用神化了的人物来提高自己法术的 可信度。道家四种，不是帖上道家的标签，就是道家了，道家崇尚无为，决不至 于打着黄帝的旗号招摇撞骗。这几种书，恐怕荒诞不经，全亡失了。借树乘凉的 方法，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痕迹：你迷信什么，骗子就包装什么，打什么旗号。 真正的道理，却一点也讲不出来。
3）．《史记》：司马迁的文采好，记史严谨，取材得当，所以写出来一部 “史家之绝唱”。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才华以外，如果没有史料，用什么写？ 总不能凭空想象吧？实际上，写史从他父亲司马谈一代就开始了。司马谈未能完 成，他继续了父亲的事业。并完成得很好。他写《史记》，面对的是满屋子杂乱 不堪的原始挡案，当然也有像《左传》这样已整理过的史书，毕竟不多。当时的 书，不比现在，是竹简、帛书，搬动就要费很大力气，比较、取舍，实在不是件 轻松的事。所以，在《史记》里，有多处明显的笔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应 该给以理解的。
在《三代世表》里，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 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 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 共和为世表。”
两段话的意思是：五帝三代的记载，太久远了。殷代以前，诸侯的事无法考 察。周朝以后，才稍微清楚。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每记一事，都以鲁君的 纪年为年数，并标出月日，这很详明。他编篡《尚书》，却不记年月，或只有少 部分记，其它都付诸阙如，是因为年代无法考定，所以不记，这是谨慎的做法。
我读记系的书，从黄帝以下，都有年数，不同的书，记同一个事，又有很大 的出入。无法辨别哪个是对的，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确切年表。
孔子、司马迁，对弄不清的事情，不妄加臆断，这是很可贵的，是写信史的 基础。如果他们能把几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立此存照，自己迷惑，或后来者能有 办法破解，就更好了，可惜没这样做，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亡失之后，那段历 史的确切年代，彻底成了一本糊涂帐。他们自己没有考古的手段，精力也顾及不 过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后来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科学手段， 包括天文历法、同位素等手段，可以互相参校，可以根据只言片语的线索或痕迹， 能准确地判断出历史的原貌，这是非常惋惜的。否则，现今的《夏、商、周断代 工程》，会有更多的原始资料。
4）．刘向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等书的情况：
公元前26年，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遗书，得到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所以命刘 向总领校书，兼校经史、诸子，其它门类也分别有人负责。
刘向是怎样校书的？
刘向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 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 篇。本字多误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 ”，如此字者多。 中书本号，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 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 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校的《战国策》，有多个抄本，互相之间不一致，也很 混乱。我根据国别，按时间为次序，去除重复的，共得33篇。有些字只写一半， 如把“趙”写成“肖”，把“齊”写成“立”，这样的情况很多。书名也不一致， 我认为定为《战国策》比较合适。
当时，《战国策》的情况是如此混乱，别的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 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 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 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 “章”为“长”，如此类诸多，谨颇略笺，皆已定，以杀青，可缮写。”
“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 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 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 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 除错不可考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16]
所收来的书，良莠不齐，错乱相杂的情况，可见一斑。所以，校书决不是一 件很轻松的事，要分类，要鉴别，要取舍。有的要重新编次。《战国策》、《国 语》、《新序》、《说苑》实际上是刘向根据史料重新编次的：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 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 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 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12]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 《新序》、《说苑》是他根据资料编写的，现在也都承认是他编写的。值得注意 的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丢掉了不少，清代严可均有从其它古书中辑录出很多条， 放在《全汉文》里。在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多篇《纵横书》不见于今 本《战国策》，说明这些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刘向的叙录，叙出了校书的艰难和具体情况，也记录了自己校了多少，合作 伙伴校了多少，是怎样定稿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惜，《黄帝内经》里没 有这样的叙录，抑或本来有，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以致于成了一团迷雾。
上面所列的，都是现成的书，真的校对起来，和重编也差不多，好在是有原 始资料，只是当时，这些书虽不诡秘，由于传抄者多，写错的、乱用简笔字的、 脱漏的、重复的就再所难免了。今本《战国策》里，还是有重复，可见，再仔细， 差错还是难免。
校书就算从公元前26年开始吧，一直校到刘向去世，还没校完，哀帝又命他 的儿子刘歆继续其事，总领校书，此时已是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了。完 成校书，在什么时候？没记。估计应在新莽年间。刘歆编了《七略》，就是全部 校成书籍的目录和提要，分七个大类。
刘向、刘歆，《汉书》里有传。说说他们的情况，对理解《黄帝内经》的成 书有用。
他们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向的父亲刘德，曾审过刘安一案。因为父亲的 关系，刘向11岁时就担任辇郎，掌管宫中的御辇。19岁时担任谏议大夫。元帝即 位，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对他很器重，被推举为左拾遗。因为受石显的陷害， 多次坐牢。成帝即位，石显被贬，刘向升为光禄大夫。时年45岁。很有文才，总 领校书，是块材料。
刘歆，少通《诗》、《书》，“少”，就是未成年，虚岁不到20岁。在公元 前26年，不会超过24岁。公元前6年，不超过44岁。不过，因为他崇尚古文经学， 受到大司空师丹的弹劾，怕惹祸，主动离开宫廷，外任河内太守，不久又托病辞 官，可能是回家看书吧。哀帝去世，王莽秉政，因为他们同时担任过黄门侍郎， 有交情，此时他的病也好了，被招回宫，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考订律历，可 谓是大展身手之时。被招回，是在公元前2年，他又可以专心治学问了，估计 《七略》应该是在此时以后完成的。离开始校书，差不多有30个年头。
5）．《黄帝内经》的成书：
《黄帝内经》里没有叙录，根据历史记载，和书里的时代印迹，仍可以把它 的成编过程大致的轮廓复原出来。
公元前26年以来，天下的书籍集中到了皇宫，首先是要存放、初读、分类， 再按类别各行其事。李柱国校方技，只说医书吧，就很不少，从马王堆3号墓的 出土文物和淳于意所列举的书来看，就很多。《黄帝内经》里也记载和引用了至 少22种书。这些书，在《汉书·艺文志》里，一本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在《汉 书·艺文志》里，记载的医书、方书，整整齐齐，归纳得非常有条理，没有重复， 也没有注本，一个注本都没有，又是怎么回事？一本长期广泛流传的权威著作， 会没有注本吗？为什么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林亿校本以官方名义颁行天下以后， 注本犹如蜂起，又盛行起来了呢？这都是《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以前，并很通 行论者所无法解释的。
李柱国面对繁杂、零乱、内容或重复，或矛盾，记叙或祥、或略的医书，可 以只除去重复，校对错字，然后杀青、誊写，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不需要花很 多时间。但这样的校书法，在《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反映，因为里面没有杂书。
第二种方法，就是根据资料，给以归纳整理，像《吕氏春秋》、《淮南子》、 《新序》、《说苑》一样，在众多资料的基础上，去重复，纠错字，统一体例， 分门别类，编成医家7部，方家11部，此外，还有房中之类，是否为李柱国一人 所编，就不得而知了。但他是方技书的总主编，最后的定稿，由他把关，应该是 没有疑问的。刘向一人校了那么多书，其他人校了多少，都有记载说明。个人估 计，因为当时的书又笨又沉，有一些助手帮助搬运、翻检、抄写，是完全可能的。 校书，实称校雠，就是对两本内容相同的书，一人唱念，另一人核对，像仇家一 样，认真挑刺，不容有丝毫马虎。刘向们就是这样校书的，有明确记载。
面对众多重复、体例不一、长短不一、良莠不一的书，李柱国会怎么办？完 全重复的好办，内容相近，却又不完全一样的，比较难办，比较好的办法是：全 部收录，各存其异，这就是《黄帝内经》里为什么有多篇近似，或互有矛盾的原 因所在。
两说并存，马王堆两种《脉书》的同时存在，也可以说明，这是不能确定哪 个更正确时的通行做法。后来的书，这样做的也很多，比如明初编的《普济方》， 也是几说并存。就是现在，学术会议的论文汇编，也是这样做的，只是要尊重原 作，不能为统一体例，随便改动。
在体例上，李柱国做了问答式的统一，《黄帝内经》本身的内容可以为证。
会不会有《黄帝内经》是天下献来的一本现成的书？决无可能。原因在前面 已说过，医书的传递，是十分诡秘的，非其人不传，是明规则。阳庆连自己的儿 子都不传，对公孙光也不传，都是在快要离开人世时，才传给自己长期看好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钱有势，也不可能得到基本上是天下所有的医书，更谈不 上聚在一起，讨论医学，编成一本书。李醯对扁鹊的态度、作法，很可以说明一 些问题。技不如人，就把人杀死，这是为什么？如果当时医术昌明，扁鹊用得着 往来穿梭，到各国行医？后来的淳于意为何说众医的诊断错误？齐文王为何死了， 还不知是为什么死的？是他们请不起医生？淳于意代表了当时医术的最高水平， 否则，不会因为他不给认为是不治之症者看病，因而惹上冤家被告发，险些砍去 双脚。
医书和医术的传递情况，在《黄帝内经》里也有多处明确的记载，这可认为 是当时多个医家的共识：
（1）．传授方法：
①口头传授。《灵·口问》：“九针之经，……此先师之口传也。”公孙光 对淳于意也是口头传授，可以互相印证。
② 临场传授。《灵·逆顺肥瘦》：“以言导之，切而验之。”就是在临场 治病时，把着手教。诊脉，不这样教肯定是不行的。
③ 传医书。
（2）．传授原则：
① 封闭式：即只传给认为可以传授的人。
《灵·官能》：“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说：各得 其人，任人其能，故能明其事。”说明书是不能随便给人看，或传给什么人的。 长桑君、阳庆就是这样传的。
《素·金匱真言论篇》：“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素·气变交大论篇》：“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长桑君、阳庆都持这样的态度。
《灵·病传》：“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阳庆就是这 样做的。
《灵·阴阳二十五人》：“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 余愿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扬之。” 长桑君、阳庆都是这样做的。
② 开放式：
《素·八正神明论篇》：“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这是指那些比 较一直的看法，可以公开传授。如：五脏、脉络等内容，就比较一致。
《素。著至教论篇》：“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这和前面的看 法想矛盾，应该是一种看法，持这样看法的，可以传人；持不同看法的，可以不 传，谁也不能强迫谁。
（3）．得到医书，是件很神圣的事：
《素·灵兰秘典论篇》：“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 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宝焉。”如此宝贵，能 随便示人，甚至互相讨论吗？
根据以上的传授方法，任何凡人，想征集到全国的医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没有资料，也就编不成大部头的《黄帝内经》。就是诸侯王也没这个本事，他们 能得到零碎的篇章，就算不错了。再说，在列王中，只有刘安儒雅，其他全是些 声色犬马之徒，贪图享乐犹恐不及，哪里来的雅兴编书？如果编了，为什么不炫 耀一下？
6）．皇帝征书：
既然医书的传授诡秘，不能随便示人，皇帝征书，能征得上来吗？应该说： 肯定能，绝对能。
自从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汉武帝采纳，并大力推行以来，天人感应到元帝 朝，就已是主流思想，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不仅笃信，而且用来解释所出 现的日月食、水、火等各种灾异，并保留在《汉书·五行志》里。
天人感应之所以受汉武帝欣赏，是因为它首先说“君权神受”，皇帝是上天 之子，是代天行事的，君为臣纲，普天之下，都必须服从皇帝，否则会受到上天 的惩罚。古人迷信，对此深信不疑。就是有个别人不信，既成不了气候，也成不 了主流思想，那些信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所以，服从皇帝的命令，响应 他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会抗旨不遵。因为谁藏有医书，你可以不 传人，但总是有人知道。阳庆藏有医书，虽然不给人治病，还是有公孙光和其他 人知道。“非其人不传”，谁敢说皇帝是“非其人”？说“圣明”还来不及呢！ 就是个别人既有医书，又保密得谁也不知道，也不献，这样的情况不能排除，个 别的情况影响不了全局，无伤大雅，不很影响《黄帝内经》的成书。从全国范围 来说，可以说收集到相当多的医书，《黄帝内经》的内容本身，也足可以说明这 一问题。
7）．《黄帝内经》里，有没有李柱国的作品？
应该说，有，其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就是他汇编天下医书为《黄帝内经》，谁也没限制他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包括 进去。况且，在公元16年，发生了一件与医学大有关系的事件。
据《汉书。王莽传》：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翟义党王孙庆捕得， 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 治病。”
王孙庆何许人？他本是一个山东大汉，通兵法，有勇略。汉平帝元始五年十 二月（公元6年1月），王莽毒死平帝，自称摄皇帝，是实际上的皇帝。翟义是成 帝元延年间丞相翟方进之子，时任东郡太守，对王莽的作为十分厌恶，于王莽居 摄二年（公元7年）和东捃都尉刘宇等人共同起兵讨伐王莽。当时，王孙庆正应 招去京师，翟义诈称他犯了罪，把王孙庆捉了回来，实际上是要和他共同讨伐王 莽。一时间，他们的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王莽对此十分害怕，派重兵镇压，同 年十月，翟义兵败被杀，王孙庆逃脱。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才被抓获。
尚方，宫廷中掌管兵器打造和保管皇室刀剑兵器的人。有他在场，可以随时 提供合用的刀具。
巧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只要把脑袋砍下来了事，或者只知道折磨受刑者， 不知道仔细切割。
太医，对宫廷医生的尊称。问题是，这位太医是谁？没有记载，只能推测。
王莽篡位后，对刘歆很器重，拜为国师，是四辅之一，地位极高。刘歆不仅 通经史，对天文、历法、方技也很有造诣。李柱国校方技，校好了要交给他这个 总主编，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交往，探讨方技、医术也说不定。此时，校书是否完 成了？没有记载。就算完成了，李柱国校了那么多医书，会不会有验证一下人体 脏腑经脉数据的冲动？会有，而且会很强烈。长期专注于某事，往往会痴迷其中， 可以废寝忘食，牺牲其它，把心存疑问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是他最大的愿望， 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和对某事成瘾差不多。一旦把问题弄清，会有常人所体 会不到的快感和欢娱。有此经历的，不难理解这一点。不仅李柱国会有，甚至刘 歆、王莽也会有。殷纣王不是曾经因为好奇，也因为拒谏，曾对他的叔父比干剖 心看窍吗？（《史记·殷本纪》）
如果李柱国有这样的愿望，刘歆也有，在逮到王孙庆的时候，李柱国、刘歆 都有机会向王莽提出解剖他的要求。王莽也出奇地迷信天人感应，也重视学问， 很容易得到批准。当时的伦理观念，不准解剖人体。汉朝的刑法较宽，文景以后， 对罪犯，废除了割鼻、断舌一类的酷刑，连株连三族都废除了，更没有凌迟、五 马分尸的刑法。元帝朝更为宽厚。（参见《汉书·刑法志》）王莽是打着天人感 应、顺应祥瑞的旗号上台的，当然要做出顺天应人的姿态，不会乱施刑罚。王莽 杀王孙庆，虽然是对付政敌，表面上还是要讲仁义的。作此决定，实属破例、特 许，是以治病为目的，强调这个理由，也说明这不是常规手段。
对王孙庆，是先杀死再解剖，还是活体解剖？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杀死再 解剖。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受刑者更痛苦，如果以增加痛苦为目的，可以 用凌迟、车裂之类，而这些刑罚，在当时并不通行。他们的目的是取得人体数据， 所以，会把人先弄死，免得挣扎，破坏人体数据。也显示不特别残酷，少招物议。
《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与此暗合。《灵·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 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 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劣，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 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篇文字比较浅显，比较起来，像 较晚的作品，这段文字，极可能就是这次解剖事件的记述。此处所说的八尺之士， 是写文章的约数。《灵·骨度》记载的七尺五寸，是测量的准确结果。
在此之前，什么时候以医学为目的，解剖、测量过人体？在《史记。扁鹊列 传》里，虽然也有刳肠胃，抉脑髓的描述，但那个时候的解剖水平，要原始得多。 可以认为，马王堆的《脉书》是在解剖的基础上写的，比《灵·经脉》要简单多 了。《灵·经脉》里对各经脉的描述，是空前的，就是《黄帝内经》里其它任何 篇目里对经脉的描述，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样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既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人家说得明明白白，是解剖人体所 得的数据。
《灵·骨度》对人体表面数据的描述：身高7尺5寸=1.73m （新朝1尺 = 0.231m）[17]胸围4尺5寸=1.04m，腰围4尺2寸=0.97m……。这显然是个很健壮的 人，并不是多人测量的平均值。王孙庆有勇略，一个有勇略的人不至于羸弱吧？ 所以，上述数据很符合王孙庆的身份。李柱国指导巧屠如何解剖，并详细观察记 录。
可以推断，《灵·经脉》、《灵·经水》、《灵·骨度》、《灵·脉度》、 《灵·胃肠》、《灵·平人绝谷》这些篇目，都是对这次解剖事件所取得数据的 记录。要不然，他们用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干什么？他们测量了不记录，记录 了不写进当时他们的沥血之作，为什么要费那样的干戈？
根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附录里的资料，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折算为： 1丈 = 10尺，1尺 = 0.231米；1斤 = 16两 = 238克，1两 = 14.875克。
身高7尺5寸 = 1.73米；头围2尺6寸 = 0.60米；胸围 4尺5寸 = 1.04米；腰 围4尺2寸 = 0.97米；从颅顶到颈，0.28米，从额发缘到腮，0.23米；从喉结到 锁骨上窝，0.09米。这显然是个前额较长，胸腰围较宽，身体壮实的男性，很可 能就是测量王孙庆的数据。《灵·经水》里说：“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 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癌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制乎？”就 是说，所度量的人，不可以太消瘦，所记载的数据，显然符合这个条件。
其他测量数据归纳如下：
舌长：16cm，重：148.75g。
咽门重：148.75g。
食管长：37cm。
胃长：60cm，周长：35cm，径：11.6cm。
小肠周径：5.8cm，长：7.39m。
回肠周径：9cm，长：4.85m。
大肠周径：18cm，长：64.7cm。
从胃到肛门长：13.96m。
从这些数据看来，舌、咽的数据基本符合实际，胃肠的数据大了一些，可能 是测量时做了牵拉。尤其是用竹签测量，牵拉是不可避免的。大肠的数据，又太 小了，估计是书写或传抄的笔误。传抄的过程中，只看书本，不再做实际验证， 以讹传讹是必经常会出现的。
如果说体表可以测量活人，对脏腑和经脉的测量，就必须要死而解剖视之、 量之了。没有巧屠、合用的刀具、医者的指导和记录，普通的杀人是不可能测出 具体有意义的数据的。在《灵·胃肠》、《灵·平人绝谷》里记录了同样的胃肠 的位置和测量结果，胃肠的位置和解剖关系，很合乎人体实际。说小肠（以系膜） 附着在脊柱左侧，回肠的屈曲特别多，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肠系膜的确是从左向 右。大肠和回肠相接，由右向左弯曲。
在《灵·脉度》里，记载了六阴、六阳和督、任、跷脉的长度。没有记录12 脉的具体数字，是可以理解的。在长期没有解剖的情况下，一次解剖，能指望有 多准确？就是经脉的数量，亦恐有凑数之嫌，是从天人感应逆向推导出来的，所 以，能准确测几根就算不错了。详细情况，留在考证经络实质的文章里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那位太医，一定是李柱国吗？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 可以推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公元前26 年，刘歆的年龄不超过24岁，已经是满腹经纶了。设李柱国也是 这个年龄，或稍大一些，30岁吧，到公元16年，也不过66—72岁。也不能排除比 刘歆小一些的可能，比方说20岁左右。这个年龄在宫中任职，是完全可以的。刘 歆是在公元23年因参与劫持王莽，事情泄露而自杀的，说明在那时，他的身体还 很不错，此时肯定73岁左右了，所以，李柱国活到这个时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能排除。那位太医就是他，绝对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就有可能性。
退一步说，此时李柱国死了，那位太医是别人，并不防碍把解剖结果写成文 章，放在《黄帝内经》里。但《汉书·艺文志》没有这样的记载：“李柱国卒， 某某继其事。”这样的话。刘向卒，歆领其事，是有确切记载的，而记载的人， 正是刘歆。
为什么《汉书·王莽传》里没记太医的名字？我个人认为，班固写《汉书》， 所根据的材料很多。材料来源不同，记录的人不同，详略也会不同。如果原来就 没记，班固又如何能给加上去？《史记》那样严谨的作品，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如：子婴是秦皇的什么人？在《始皇本纪》里，说是二世之兄子，在《李斯列传》 里，说是始皇弟。又《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时间的世系，最少脱漏了20代。因 为其间经历了夏、商两个朝代，1千多年，却父子相沿，仅15代，无论如何也是 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司马迁的错，《史记》也经历过一些篇章的亡失， 安知不是被传抄错、抄漏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公元前26年以前，《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本现成 的书，是李柱国整理编次的结果。《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医书、方家书，房中 书等，都是镜他整理的成果，否则数量不会那样少，书是那样整齐，一个注本也 没有。据此，可以确定，《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 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现在流行的《黄帝内经》，经过 数次校注，重新编次，亡失了一些，又添加了一些，另当别论。
8）．《黄帝内经》的质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 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
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 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工作量如此之大，而当时征来的书又庞杂、笨拙（指竹 简）无比，产生一些疏漏，是难免的，不应苛求。
5 《黄帝内经》的编撰过程http://cn.chinese-blog.org/huan-di-nei-jing-bian-zhuan/
